早在语言进入历史的时候，祭祀和巫师们就成了它的大师。谁要是损害了符号，谁就要以超自然权力的名义，将其置于它的世俗权力的支配下，而经过筛选的社会机构正是这种世俗权力的体现。已经发生的一切都秘而不宣。人种学所宣扬的那种曼纳得以产生的敬畏感总是能够得到认可，或者至少说是得到那些部落头领的认同。这种模糊易变的曼纳被人们赋予一种持续性，并获得了客观有效性。不久以后，巫师们每到一处，都传播着万物源自神灵的流溢说，并在各个圣地实行了与其相应的各种神圣仪式。在灵魂世界及其特性的扩张中，他们增加了专门知识和扩大了权力。神圣存在把它的本性移植给与它“私交甚密”的巫师。在游牧生活的最早阶段，部落成员还以个体形式影响着自然发展过程。男人狩猎，女人则从事无须严格管制的劳作。风俗习惯对如此简单的生活秩序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就是在这种简单的秩序中，世界也被分为权力领地和世俗区域。就像曼纳的流溢一样，自然的演化过程被提升为一种必须服从的规范。但是，即便在所有服从中，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仍参与决定他们服从方式的巫术活动，并且为了悄悄靠近猎物，把自己装扮成为被追捕的猎物。因此，在后来，他们开始了与灵魂交流，继而服从本身也被分成了不同等级：一方是权力，一方是遵从。对于被征服者(不管是由于来自外族部落的势力，还是来自本族派系的势力)，反复出现、永远相同的自然过程总是在每一种野蛮的鼓声、每一个单调的仪式中，在棍棒皮鞭的抽打声中，变成劳动的节奏。这种符号本身具有了一种拜物教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所指称的是自然的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总是表现出一种由符号所呈现出来的持久不断的社会强制作用。已经成为固定形象的敬畏感变成了已经得到确立的特权统治的标志。这就是一般概念的命运，即使是在它们已经弃除一切形象内容的时候。甚至科学的演绎形式也反映出了这种等级性和强制性。最初的范畴表现了有组织的部落及其支配个体的权力，同样，整个概念的逻辑秩序，概念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相互统一都表现为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即分工。[25]但是，正如涂尔干(E.Durkheim)所说，这种思想范畴的社会特征还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团结的表达，它只能证明社会与统治之间令人难解的统一。统治为自成一体的整个社会提供了连贯性和支配力。由统治发展而成的社会分工使一切被统治者得以自我持存。但是，这样一来，整体作为整体，作为对其内在理性的证明，就必然会成为特殊性的表现。对个体而言，统治表现为普遍性，即现实中的理性。借助于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分工，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力一他们除此之外无路可循—一次又一次带来了整体的实现，整体的合理性也恰恰以此方式得以成倍增长。少数人对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呈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支配：社会压迫总是表现出集体压迫的特征。这便是集体和统治的统一，而不是思想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的社会普遍性和协同性。正是凭着这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种表述世界的哲学概念，把他们曾经加以实体化的条件提升到真实的层次上。正如维科(G.Vico)所说[26]，这些概念最先起源于雅典集市贸易；它们以同样的明晰性反映了物理学规律，即全体市民的平等，以及妇女、儿童和奴隶的低贱地位。语言为其自身所确定的内容提供了统治条件，即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普遍手段。形而上学式的强调，以及依靠理念和规范作出的裁定，都只不过是一种固着性和排他性的实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概念通常被迫作出如下假设：无论何时何地，语言都能够强迫统治者共同体统一起来。作为加强语言社会权力的唯一手段，理念随着权力本身的发展，也同样越来越变成纯粹多余的了，科学语言已经埋葬了这些理念。一些类似于恐惧物神的暗示也不再内在于意识判断中；相反，集体与统治的统一只能在形而上学和科学所确定的拙劣的语言内容之普遍性中展现出来。特别是在概念与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关系中，形而上学的辩解暴露出了社会现状的不公正性。公正的科学语言已经无所作为，它丧失了任何表达手段，剩下的只是一些中性符号。这样的中性特征甚至比形而上学还要形而上学。启蒙运动最终不仅摧毁了象征符号，而且也摧毁了它的继承者，即一般概念；与此同时，启蒙运动除了产生于集体又惧怕集体的抽象恐惧之外，没有残存下来一点儿形而上学的因素。概念在启蒙运动面前的尴尬处境就像领养老金者面对工业托拉斯一样，没有一丝安全感。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还允许在概率中出现误差的话，那么人种学实证主义则陷入了如此境地：“我们对于或然性与典型性的模糊观念，只是这种更加丰富的概念的阴影而已。”[27]—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魔幻实体而已。
启蒙的概念
这里指的是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二十世纪神话》(Der Mythus des zwanzigstenJahrhunderts)一书，193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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