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们高呼：抓住窃贼！—并且直指犹太人。犹太人实际上不只是单个人的阴谋诡计的替罪羊，而且是更广意义上的替罪羊，因为所有阶级在经济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都强加在了他们身上。工厂主在工厂里对他的债务人，即工人进行了监视，他心里明白，只要他还没有付给工人工钱，工人们就得好好地干活。工人们也只有在不再考虑用这点工钱来买点什么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极少数的工业巨头可以销毁对统治者已经无甚用处的大量的设备和产品，而劳动者的所得却是微平其微。实际上，工人所得到的工钱在市场上儿乎买不到什么东西，而销售商们却仍旧继续为他们所承受不起的商品价值大做广告。从工资与价格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们究竟被剥夺了什么。在工人领取工资的同时，他们也就接受了他们被剥削的原则。商人总是向他们展示他们与工厂主签定的劳动合同。这样，商人就成了整个体系的执行官，他把其他人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自已的身上。流通领域似乎为剥削承担了责任，然而这必然是一种社会假象。
犹太人并没有独占住流通领域。但是，他们被束缚在流通领域里实在太久太久了，以至于他们无法用自身的本质来反衬他们一直承受的仇恨。与他们的雅利安同事相反，犹太人是普遍地被排除于剩余价值的源泉之外的。他们通过长时期的千辛万苦，才最终被允许占有生产资料。当然，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德国皇帝的统治下，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在工业生产和行政管理方面被允许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们一般总是用两种虔诚的信念来对自己作出评价，一是勤勤恳恳，二是固执的自我否定。只有在他们的行为默认和接受了对其他犹太人所做的判决的时候，他们才会被赋予现在这样的地位：这就是洗礼的目的所在。不管这些杰出的犹太人成就了多少伟大的事业，他们都不能促使犹太人被接纳为欧洲民族；他们从来不被允许在欧洲扎下根来，因此他们也总作为无根的种族而被遣散各处。犹太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地位，充其量只能依靠皇帝、诸侯或者是专制国家。然而，所有统治者自身在经济方面都曾比其他民众有着优越的条件。统治者总是让犹太人充当一种中间人，他们保护犹太人去反对那些必须为进步付出一定代价的劳苦大众。这样，犹太人就成了进步的殖民者。自从他们作为商人，协助把罗马文明传遍了文明的欧洲，他们在与家长制宗教的融洽关系中就成为了地方自治、资产阶级、最后是工业生产条件的代表。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同时也把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正是犹太人曾经全心投入推动经济进步，而这在今天给他们自已带来了困顿的窘境，他们在被资本主义竭力贬低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眼里，成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正在承受着为资本主义孤僻的排他性格所付出的代价。那些总是事事争先的人们，最后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即使一个美国娱乐业托拉斯的犹太老板，在对金钱作茧自缚般的吝惜中也总是内心绝望地陷于防备状态。他们身着长袖长袍，也只是一种古代中产阶级的遗风。在今天，这种穿着恰好说明他们已被抛到社会的边缘，这个被彻底启蒙了的社会仍旧希望祛除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幽灵。那些宣传个人主义、抽象权利和人性观念的人们，现在已经被贬斥为下贱的族类。而那些从来就不被允许自由地享用他们曾经给人类带来尊严的市民权利的人们，都不加区别地被称之为“犹太人”。直至19世纪，犹太人还仍依靠着与中央权力结成的同盟。由国家保护的普遍权利，是犹太人的安全保证，而紧急状态法(Ausnahmegesetz)却是犹太人面临着的白色恐怖。即便犹太人始终在守护着自己的权利，他们也不过是让人怜悯的对象。商业与其说是他们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犹太人不得不假装扮成富有创造力的工业骑士。犹太俗语让他们明白，他们为何总是自己作践自己：他们的反犹主义是一种自我仇恨，是寄生虫式的歪心邪念。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这里指的是纳粹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区分，请参阅弗朗茨·诺曼(FranzNeumann)：《巨兽》(Behemoth)，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77，第37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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