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投射的倾向注定要在精神中展现出来，而精神作为上述那种自我持存的孤立模式，始终威胁和支配着企图超越它的一切事物，即文化。虚假投射是自由王国和教育王国的篡夺者。偏执本身正是一知半解者的症候。对他而言，所有的语词都不过是欺骗体系的一部分，都试图把所有思想理解为少得可怜的经验，把所有意义强加在没有给它提供一点儿意义的这个世界之上；与此同时，还力图贬低把自己排除在外的精神和经验，并且也把将自已排除在外的社会冠之以罪恶之名。一知半解的人与完全没有教养的人不同，他总是把有限知识假想为真理，在现实中他无法忍受内在与外在、个人命运与社会法则、现象与本质之间难以弥补的裂痕。这种遭遇，包含着一种与苟且偷生完全相反的真理要素，而这正是优等民族所要发誓效忠的对象。在一种固定模式中，一知半解者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获得了最最适用的一套方案，他可以给已经发生的罪恶行为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或者预见到以复兴运动的面目即将临现的灾难。这种把个人意愿说成是客观强权的解释，总像孤立的事件一样，充满了外在和虚无的意义；它既是愚蠢的，又是险恶的。今天，蒙昧主义制度正做着中世纪官方宗教的邪恶神话曾做出的罪恶勾当：他们就像以私人形式出现的独断孤行的偏执狂一样，采用别人不敢承担的绝对疯狂的方式，对外部世界进行武断的占领。因此，那些被当作科学，同时又远离思想的可怕的秘密宗教集会和灵丹妙药：诸如神智学\*、数字占卦术\*\*、自然疗法、韵律操、素食主义、瑜伽功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种宗派，连同它们所有的学院制度、教会等级制度、专业术语以及各种拜物教化的科学和宗教形式等等，开始彼此竞争，相互转换。在历史进程里，也只有教育才曾使这些崇拜形式变得虚伪可疑，名誉扫地。但是在今天，一旦教育由于经济原因而奄奄一息，就为大众的偏执提供了无数新的条件。以前那种被完全认为是封闭的偏执形式的信仰体系，如今在更大范围内投下了罗网。正是由于它们具有理性的构造形式和精确形式，因而，它们——至少是在上层—为教育和精神留出了地盘，而教育和精神的概念形式则是它们自身的中介。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是与偏执相互对立的。弗洛伊德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把精神病称作“反社会的教育形式”，“因为这种疾病总是试图用私人手段，做出那些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劳动才能实现的事情”。[4]信仰系统还保留着防止个体染上疾病的集体特征。疾病是社会化的：在共同体的狂欢痛饮中，人们熟视无睹的正是一种关系运作，而引起偏执的机制在并没有失去恐惧和惊吓之可能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也许这正是宗教为维持种族生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意识的偏执形式正在向形成同盟、党派和诈骗群伙的方向发展。这些团体的成员最害怕的就是相信自己编造出来的花招。他们在极度疯狂中，发现整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秘商阴谋和改换门庭的丑恶行径。已经确立起来的群体总是对其他群体持有一种偏执态度。在这一方面，强大帝国，以至整个人类组织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直取敌人首级的原始行为更为逊色。那些并非出自自愿就被排除出去的人们，就像那些由于渴望成为人却又把自我排除在他人之外的人们一样，都很清楚，正是他们的迫害行为使这种病态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社会普通成员通过加入到集体之中，消除了他们的偏执倾向，全心依附到客观化的，集体的，而且已经确定了的欺骗形式上去。正是由于他们在服从团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恐惧和空虚，他们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并被赋予了一种几乎不可战胜的力量。
启蒙辩证法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