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统治被认为是未取得和解的自然，这种统治甚至渗透到了思想自身当中，这就意味着一种必然性的松动，社会主义本身轻率地把这种必然性确定为一种对反常识的认同。[36]社会主义把必然性抬高到未来的基础地位，并且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精神贬损到最低地位，为此，社会主义紧紧抓住了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遗产。这样，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便只有量化意义和机械意义了，而完全被置于异化境地的自然，就像早期的神话一样，不仅具有了极权性质，而且把自由和社会主义一并吞噬掉了。思想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启蒙对一切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获得自由，并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万物，进而作用于人的存在和意识。但是，真正的革命实践则取决于理论对麻木不仁拒不妥协，后者正是社会使思想发生僵化的原因。危害上述实践得以实现的，并非是实现的物质前提，也并非是那些获得自由的技术。社会学家们坚持这样认为，为此他们又在寻找着一种救世良方，为了获得这种救世良方，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集体主义的措施。[37]问题就在于令人迷惑的社会语境。世间的人们对其不断创造出来的现成事物的神话般地、科学般地尊重，最终变成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一座坚实的城堡，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和城堡，革命的想象自惭形秽，认为自已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对待客观历史趋势，最终则是服服帖帖。启蒙作为这种适应机制，作为一种单纯的建构手段，就像它的浪漫主义之敌所责难的那样，是颇具破坏作用的。只有在它摒弃了与敌人的最后一丝连带关系并敢于扬弃错误的绝对者，即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这样一种毫不妥协的理论精神，试图把认定目标不再放松的冷酷的进步精神翻转过来。这种精神的先驱者培根所梦想的许多东西是“君王们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用金科玉律决定不了的，更是他们的密探和媚臣所打听不到的”。正如培根所希望的那样，这些东西降临在那些资产者，那些君主们被启蒙了的子孙的头上。资产阶级经济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使权力成倍增长，它同时也使其自身的对象和力量成倍增长，以至于它们的管理者已不再是那些君主，甚至也不再必然是那些中产阶级，而是所有的人。他们最终从事物的权力中学会了放弃权力。只有在实践的近期目标展现为它目前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只有在君主们的“密探和媚臣们打听不到的”范围，即在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一直忽视的自然被看作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并最终自我扬弃。今天，当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用行动来支配自然”这一培根式乌托邦的时候，我们才能揭示曾被培根归罪于尚未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奴役本性。这就是统治本身。培根曾经坚持认为“人的优越性就在于知识”，现在，知识却随着统治力量的消除而发生了变化。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能，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
启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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