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通过要弄改名换姓的诡计，理性对其相反方面的适应，即一种尚未发展出任何固定特性的意识状态(就像这个大笨蛋所代表的一样)，最终得到了彻底实现。在广为流传的民间神话里，我们到处可以发现这样的狡诈。在希腊，狡诈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名字(奥德修斯)与其意涵(无人)彻底分裂开了。在现代人的听觉里，“Odusseus”和“Udeis”(乌岱斯)的发音是一样的，人们完全可能会以为，在用方言讲述的英雄回到伊萨卡的故事中，岛上国王的名字与“无人”的说法听起来也是完全一样的。奥德修斯是这样算计的：一旦波吕斐摩斯瞎了，当本部落的人问他是谁使他如此痛苦不堪时，他只能回答说“无人”，就这样，事实被掩盖掉了，罪人逃脱了惩罚，奥德修斯的算计也成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掩饰。实际上，奥德修斯这个主体也否认了自身的同一性，然而，这恰恰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主体，而且也通过模仿无形的形式使自己存活了下来。他之所以把自已叫做“无人”，是因为波吕斐摩斯还不是一个自我，名称与事物的混淆可以确保受骗的野蛮人无法逃脱奥德修斯设下的圈套：波吕斐摩斯大喊着要报复，但就像巫术一样，他要报复的人恰恰叫“无人”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却使他的呼叫变得无能为力。既然奥德修斯在这个名字中注人了这样的用意，那么他就可以从巫术王国中把它抽取出来了。不过，无论是在所有史诗中，还是在整个文明中，他的这种自我确认都只能是自我否定。于是，自我便进入了自然的强制性循环之中，而这正是他想借助模仿而要努力摆脱的东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奥德修斯不仅把自己叫做“无人”，而且还把自己接近自然状态的过程当成了支配自然的手段，这样，他就从一个牺牲堕落成了一个傲睨神灵的自大狂(Hybris)。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还在逃难，还没有逃脱巨人的魔掌，他不仅要戏弄这个巨人，而且还要表露出他的真实姓名和身分；尽管他过去总是能够摆脱原始世界，但原始世界似乎还在支配着他，一旦他被称作是“无人”，他就会生怕自已再次变成“无人”，进而采用巫术中的词汇来确定自已的同一性，然而，“无人”这个词已经与理性的同一性毫无关联了。他的朋友曾经试图告诫过他，不要把自己的狡诈公开显露出来，这是一种愚蠢之举，然而，奥德修斯并没有听从劝告；尽管他勉强躲开了波吕斐摩斯投来的巨石，而他对自己名字的发音，则很有可能招来波塞冬的憎恨，因为波塞冬并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奥德修斯，这个绝顶聪明人，不仅采用了一种愚蠢的形式，而且一旦他放弃了这种形式，他的狡诈就会变成一种愚蠢。这就是雄辩的辩证法。从远古时代到法西斯主义时期，荷马一直遭到了这样的指责：他要么借用英雄的嘴巴胡说八道，要么通过来回穿插的叙事唠叨个不休。不过，作为一名爱奥尼亚人，荷马对命运的描画，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要比斯巴达人高出一筹，而这种命运正是一个聪明人(中间人)因自己的语言而招致的命运。虽然语言欺骗了体力，但它却不能产生约束作用。语言是对意识，即思想本身的拙劣模仿，而思想不偏不倚的自主性，则必然包含着愚蠢(疯狂的愚蠢)，一旦它以话语的形式进人到现实之中，就会像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样，其实，对后者来说，前者只有在距离的意义上才具有优先地位。而距离本身也意味着苦难。因此，与常言俗语相反，理智的语言总是供那些昏昏欲睡的人来使用的。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聪明人始终陷人一种恐惧之中：如果他不能成功地确立其实并不存在的词语超出体力之上的优先地位，那么，体力就会反过来重新控制他。因为所针对的恰恰是比它所蒙骗的自然还要脆弱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说得太多，就会使体力和正义成为一种现实准则，这样一来，它也会迫使那些深陷恐惧的人去求诸一种他所恐惧的行动。在史前社会里，词语的神话强制力就曾造成无休无止的灾难，同时，这种灾难也是启蒙语言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灾难。乌岱斯就曾强迫自己承认自己就是奥德修斯，他这样做，便已经带有了犹太人的特征：尽管犹太人惧怕死亡，却还是在死亡恐惧中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因此，对中间人(Mittelsmann)的报复，不仅在资产阶级社会晚期才产生的，而且自打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伊始，各种各样的强制力就已经开始追求否定乌托邦了。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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