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蒙运动形成伊始，就充满了激进色彩，这不同于所有以前的祛除神话运动。如果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确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和新的思想方式，那么，彻底推翻旧的阶级、部落和民族，就必须伴随着彻底祛除旧的神灵一同进行。但是，尤其是在一个民族(例如犹太民族)必须把握自己的命运并过渡到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时，那些传统习俗、圣事活动及其崇拜对象就会魔术般地变成可怕的罪恶和骇人的幽灵。今天，恐惧和怪癖，这些不断被人嘲弄和厌恶的特征，也许可以解释为人类发展进程中通过暴力取得进步的标志。从对粪便和人肉的厌恶，到对狂热、懒惰以及精神贫困和物质贫困的蔑视，贯穿着一连串的行为模式，但这些行为模式却从合适必要的形式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形式。这个过程是毁灭与文明的双向过程。人类前行的每一步都表明某种进步，都是启蒙的一个阶段。但是一切早期的社会变迁，从前泛神论到巫术，从母系制度文化到父系制度文化，从奴隶主的多神论到天主教的等级制，都用新的启蒙神话代替了旧的神话，用群神代替了母祖，用对耶稣的崇拜代替了对图腾的崇拜，在启蒙理性的照耀下，所有声称为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客观信仰形式都被作为神话而遭到摒弃。因此，所有以前为信仰应尽的义务都被判定为禁忌，甚至不排除那些资产阶级制度为自身存在所应尽的必要义务。资产阶级用以攫取权力的工具，如能力的解放、普遍的自由、自决的权利，简言之，启蒙自身，一旦作为一种用于压迫的统治体系，就会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启蒙根据自已的原则并不阻拦最低限度的信仰，因为没有它，资产阶级世界也无法存在下去。启蒙也未向统治本身提供那些旧有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可靠手段。启蒙的反权威倾向，当然它只是一种地下形式，仍然在理性概念中与乌托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最后像敌视贵族制那样敌视资产阶级，当然，这种资产阶级很快就会与贵族制结为同盟。启蒙的反权威趋势最终不得不转变成为它的对立面，转变成为反对理性立法的倾向。与此同时，这种原则也取消了一切事物的内在联系，把统治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发号施令，并操纵着任何证明可以适用于这种权威的契约和义务。在那些已经丧失了坚实基础的市民道德和人性之爱以后，哲学继而把权威和等级宣布为德性，但长期以来，启蒙却把它们当成一种骗人的谎言。然而，启蒙运动没有证据来反驳对其本性的如此歪曲，因为真正的真理并不比这种曲解更有优势，理性化也不比理性本身更有优势，只要它们无法在实践中证明自已的优势。如果理性不想仅仅充当一种中性的操作方式的表征，那么，随着理性的形式化，理性自身便会成为一种不可理解的概念，思想只有在失去意义的时候才能充满意义。一旦被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驾驭，启蒙就会努力消除一切压制人民的秩序，然而，它同时也断送了自己。上述情况明显表现在流行的启蒙思想对康德，这个普遍意义的还原论者的最先攻击之中。康德的道德哲学对自己的启蒙批判严加限定，以便尽可能地挽救理性，相反地，不具备反思能力的启蒙思想却为了给现存秩序争取到充分的空间，总是从自我持存出发，力争把自己提高到怀疑主义的高度。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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