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埃特信仰科学。她全然蔑视所有那些不合理性的崇拜形式：不管是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对他死去的圣子的信仰，不管是对十诫的尊崇，还是对善而不是恶，对救赎而不是原罪的尊崇。她迷恋那些被文明传说所禁斥的反动力量。她也像新潮的实用主义一样，摆弄语义学和逻辑句法等东西，但她并不想像当代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一样，把她的语言批判矛头指向思想和哲学；相反，作为一名咄咄逼人的启蒙运动之子，她把语言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宗教。她如此评说耶稣基督[27]：“该死的上帝！”“没有什么比天主教辞典里毫不相关的表述，即上帝=无限以及死亡=有限等更为滑稽可笑的了。愚蠢的基督徒们，你们与这该死的上帝又有何相关呢？”她特有的热情，就是要把那些被咒为毫无科学根据的东西变成值得渴求的东西，把那些尚未得到确证的东西变成令人深恶痛绝的对象—即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28](不论尼采寓于言表的“来吧！”，也不论他的生命唯心论)。朱莉埃特的朋友，贵妇伯姬丝(Princess Borghese)完全用尼采的口气问道：“为犯罪而寻找借口真的有必要吗？”[29]尼采也言明了她的理论精义所在[30]：“必须铲除疲弱和失败，这是我们的博爱主义的首要前提。并且他们也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救助。比一切罪恶更为有害的是，对所有失败和软弱的同情之举，这就是基督教………”[31]基督教，“……特别热衷于去制止暴政，总想把暴政诉诸情如手足的原则……它扮演着弱者的角色，它代表着这些弱者，并且和他们总是一个声调……我们应该确信，这一(博爱的)纽带事实上是由弱者提出来的，并且是由弱者认可的，尤其是在司铎的权威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32]这就是朱莉埃特的良师诺依塞尔(Noirceuil)对道德谱系的贡献。尼采借题发挥道，正是这种强力及其残暴性，“在外人侵入家门的时候，在从不依靠”甚至是反对不属于自身的一切事物中，“确立了自身”。“在那里，他们摆脱一切社会强制而享有自由，他们在荒郊野岭里闲散游荡，以补偿那和气一团却长久封闭的社会带来的紧张；他们回到一种掠夺意识的坦然状态，就像紧随其后的那些狂放不羁的野兽，对他们而言，杀人、纵火、强奸，以及虐待等令人心悸的事实，都只不过是小学生的恶作剧而已，他们确信，诗人们已经在尽情讴歌这个时代的来临。……优等种族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勇气’，是疯狂的，荒谬的，刹那之间的，是完全无法预知，无法估测的惊人之举。……他们漠视和蔑视所谓安逸、肉体、生命和闲适，他们只醉心于在所有破坏之举中，在所有征服和残暴的放纵之举中所展现的可怖的宁静和极度的狂喜。”[33]尼采在着力刻画过程中贯穿着的如此勇气也同样打动了朱莉埃特。“危险地生活”也同样是朱莉埃特的使命：“……要毫不畏惧地勇于做出一切(oser tout dorenavant sans peur)。”[34]世上有弱者，也有强者，世上有实行统治的阶级、种族和民族，也有受到统治的阶级、种族和民族。“请问，”弗尼依尔[35]嚷道，“这该死的东西究竟愚蠢到了哪一点，发誓去反对所有人在事实和法律上都生而平等这些相反的证据？只有卢梭这个人类的敌人，才可能坚持这样的谬论，因为他自己软弱至极，他只能把那些他怎么也比不过的人们降低到他自己的水平。但是我问你，五短身材的俾格米\*要想与有着赫拉克勒斯\*\*身材和力量的七尺男儿相比，不是有点太厚颜无耻了吗？这简直是蚍蜉撼树。强力、美貌、高大、雄辩，无非是在权威掌握于统治者手中，在社会有了决定性开端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算作是美德。”尼采继续说道：“对强力的需要……并不能说明他本身已经拥有了强力，并不能说明他已经具有了征服的意志，颠覆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以及对仇恨、抵抗和胜利的渴望，对强力的需要，正像对假扮成强力的软弱的需求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你如何才能得到”，弗尼依尔说道[36]，“必须在天性上就具有犯罪的非凡天赋，不管是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精妙的身体器官，还是通过一种与其地位相配的良好教养，抑或是无与伦比的财富；我再重复一遍，若要得到强力，难道个人就必须遵从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美德和中庸吗？难道法律在惩治两个相似的人的时候，就一定显得更加公正吗？ 难道把一个万恶不赦之人完全看成一个战战兢兢之人，就是自然而然的吗？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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