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自然的客观秩序被作为偏见和神话而遭到抛弃的话，那么自然也只不过是一团物质而已。尼采不晓得任何“我们不仅要承认，而且还要承认其凌驾于我们头上的”[37法则。一旦知性作为自我持存的重要尺度认识到了生存的法则，那么这一知性就是强者的知性。即使是理性形式主义不容许它提供一个人类生活的必然模式，相对于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而言，它还是有些真实的优点。尼采的理论就是弱者有罪，因为他们依靠狡诈来逃避自然法则。“人的一大威胁是罹病。而不是凶恶，不是猛兽’。向来的倒运者、破落者，正是他们这些最弱者，最大量地在人们中间销蚀生命，他们最危险地毒化并动摇我们对生命的信念、对人的信念。”[38]他们必须承担让基督教充斥这个世界的最大责任，尼采对这些人的憎恨和轻蔑毫不亚于萨德。“……自然界中不存在弱者对强者的压制；这种压制只存在于精神世界之中，而不是肉体世界之中；为了实施这一压制，弱者必须运用他们并不具有的力量；他必须虚设一种他并不具备的特征；他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去对抗自然。但是，圣母的法则并没有明白无误地规定强者必须去欺凌弱者，因为强者并不能靠别的什么途径来获得天赋。强者与弱者不同，他个人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人格(persona),他在行动中展现出来的只是他得自于本性的东西。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自然的：他的压迫、他的暴行、他的残酷、他的专横、他的不公……就像成就它们的双手一样是纯粹的；当他行使他的一切权利来压榨和掠夺弱者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情。……因而，我们丝毫不要为我们对弱者的巧取豪夺感到内疚，因为我们并没有在这样的行动中犯下滔天罪行；恰恰相反，这只是对弱者的报复的防御反应，是弱者把罪名强加给了我们。”[39]如果弱者想要自卫，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要想破除自然加在他身上的软弱特性是于事无补的，是自然把他创造成为奴隶和穷人；倘若他不愿意屈从于这种奴役和贫穷，这就是他自己的过错”。[40]巴黎帮一位颇值得尊敬的领袖多瓦尔(Dorval),向朱莉埃特详尽阐明了维护所有统治阶级神秘信条的好处，尼采将之扩展为怨恨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Ressentiments)，对现代社会进行了鞭挞。同朱莉埃特一样，尼采也赞叹“美丽的恐怖行为”[41，即使他作为一位德国教授，在拒绝犯罪的问题上与萨德有所分歧，因为犯罪的自私自利“将会被引导和限制在一个短浅的目标中。如果这一目标是高远的，那么人类将会拥有另一种尺度，而不再这样评判‘罪行’—即便是最为可怕的手段”。[42]启蒙了的朱莉埃特一直想摆脱对大事件的偏好，而后者正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实特征。朱莉埃特发觉敲诈勒索者并不因他的受害者在数目上相对较少而比总理大臣们更让人同情。然而，尼采这位德国人认为美是源于功效的；尽管在所有偶像光环的笼罩下，他还是无法摆脱唯心主义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他既接受了对窃贼处以绞刑的做法，又把帝国主义的掠夺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使命。法西斯主义在把对强力的膜拜提升为世界历史信条的同时，也同样把世界历史推到了一个荒谬至极的地步。作为对文明的一种对抗，统治者道德相反却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衰萎的本能的憎恨，实际上表现出了监工的真实本性，这在他们的受害者那里就可得到说明。但是，统治者道德作为强权和宗教，却完全依赖着文明的力量，这支文明力量就是那些密集的大众，切齿的愤恨，以及它曾经势不两立的一切。尼采的论点在实现过程中不仅反驳了自身，同时又显露出正确之处，尽管其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欢呼，但它与现实的精神还是针锋相对的。
启蒙辩证法
\*俾格米人(Pygmy)，属矮小人种，身高不满五英尺，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大洋洲及太平洋部分岛屿。现一般称矮子和侏儒。—译者注
\*\*赫拉克勒斯(Hercules)，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的神。是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以完成12项英雄业绩而闻名。通常称为大力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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