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认识到了所有快乐仍旧具有的神话属性。在供奉自然的过程中，享乐已经不再是可能的了，就像同情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可能一样，这两种态度都是听天由命。尼采在每个角落都洞察到了这些态度的存在，不管是在孤独中的自我享乐，还是在自我折磨之绝望中的受虐倾向：“打倒那些只知道享乐的人们！”[62]朱莉埃特试图通过拒绝充满忠诚的资产阶级爱情，来赢得自己的享乐，而这种爱情正是作为一种反抗资产阶级狡诈的形式，成为了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特征。在爱情中，享乐与对赐予这种享乐的人的神化密切相关；而这正是人类的激情所在。直到最后，这种感情又被重新唤起，成为以性爱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在对爱人虔诚般的倾慕中，同时在由心上人所主宰的无限景仰中，对女人的奴役却在现实中不断被美化和翻新。也正是在承认这种奴役的过程中，两性才永久地融合在一起：女人越来越自愿地接受失败，男人则把成功许给了女人。在婚姻中，基督教教义重新确定了两性的等级制度，并结合以男性占有财产的制度，以及将这种财产冠在女性名下的习俗。真的像两心相印一样，它满足了女人对前父系制度时代美好年华的追忆。在发达的大工业时代，爱情也可以巧取豪夺。中产阶级所有权的没落，自由经济主体的消失，对家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拥有自已财产的社会细胞，因为它已经不能再构成市民经济的基础。成年人已经不再把家庭当作是生活的圈子；父亲的独断权，连同对这种权威的反叛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前，女孩子在父权家庭里，甚至在婚姻或是其他方面所遭受的奴役，还能唤起争取自由的炽热情感。这种情感无论在婚姻中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无法得到满足。她有的只是摆在她前面的工作前景，以及被抑制了的爱情。现代工业体制越是普遍要求把每个人拴在它的周围，每一个并没有投入“穷苦白人”之海的人——这一贫穷之海是由不熟练就业者和失业者注入而成的——就越想成为二流专家，成为必须养活自己的动物。而对于熟练劳动者来说，独立的企业家(指过去的)把所有人(包括“职业”女性)都像已往一样收容进来。人的自重是随着他可以随时调换工作的能力的增长而增长的。因而，背叛家庭的事情已不多见了，与男友闲情逸致地步入仙境的生活也越来越少了。人类进入了与其同类合乎理性的，可以计算的关系中，而这在朱莉埃特所说的启蒙圈子中已经作为一句古训由来已久了。身体与精神在现实中分离开来，正像那些浪荡子们想要的那样。诺依塞尔对此有着理性主义的见解[63]：“对我来说，爱情和快乐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温柔的情感总是与幽默和优雅联系在一起的，它靠的决不是修长的粉颈和线条优美的大腿。就像审美法则所规定的那样，这些东西只能有效地激起我们生理的欲望，我想，它决没有权利达到有理智的情感这个层次。说得再明白些，波丽兹(Belize)一点儿都不吸引人，四十岁了，什么也不讲究，更谈不上什么端庄，甚至是典雅了；但波丽兹却有精神，一种让人羡慕的特点，一种与我的感觉和偏好完全一致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从来不想和波丽兹睡觉，但我却爱她爱得发狂。相反，我也确实在追求着阿拉敏特(Araminthe)，但是，一旦我的欲望消退以后，我就打心眼儿里厌恶她……”笛卡儿把人分成内省实体和外展实体的思想，已经隐藏着一个必然结论，它十分明确地展现为一种对浪漫主义爱情的破坏力。但是，这一切着实是一种伪装，是一种生理欲望的理性化过程，“一种错误和总是充满危险的形而上学”，这和贝尔莫伯爵(Graf von Belmor)关于爱情的长篇大论如出一辙。[64]朱莉埃特的一帮朋友尽管都是些浪荡子，但他们认为性欲与温情是相对立的，世间的爱情与天上的爱情也截然不同，问题不仅仅在于性欲有点儿太多了，而且也在于它对爱情本身而言更有害。修长的粉颈和线条优美的大腿，并不能把性欲激发成一种非历史的，纯粹自然的事实，而是包含着构成一切社会经验的意象。这些经验中存在的是一种不同于自然本性的意图，即并不局限在性的领域内的爱情意图。温情并非不是一种生理形式，它只是转化过了的性欲；轻抚长发，亲吻额头，都会表现出精神之爱的虚幻，就像澳洲土著人在性生活中温和地打闹撕咬一样。性欲和温情的分离是抽象的。贝尔莫认为，形而上学歪曲了事实，阻止了相爱双方去认清自己所爱之人的真实形象：形而上学最初是在巫术中产生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去遮人耳目，蛊惑群众。“我绝对不能转移对它的注意力！这就是软弱……怯懦。一旦我的快乐烟消云散，我就该弄明白这个早就令我神魂颠倒的女神。”[65]爱情本身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错误的定义总是会带来迷惑”，多尔曼斯(Dolmance)在《客厅哲学》最值得注意的第五篇对话里是这样解释的。“衷情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东西。我用这个词仅仅指精神的脆弱。”[66]“让我们再花点儿时间，就像卢克莱修所说的那样，在生活背景里”，也就是说，在冰冷的分析里，“我们会发现，被爱之人的升华和浪漫主义的情感都经受不起我们的分析……我爱的只是肉体，我所悲叹的也只是肉体，即使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再次拥有它”。[67]最最正确的是对分裂的爱情，对劳动的过程的洞见。这种分裂使快乐变得机械，把渴求歪曲成为欺骗，从而威胁到了爱情的核心。相对于某些性欲非自然的、非物质的、充满幻觉的缺陷，浪荡子们极力夸耀性器官和性倒错，并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说成是正常现象。它不仅贬低和驱除了乌托邦式的绚烂爱情，也贬低和驱除了它的生理快感；它不仅贬低和驱除了极乐世界的幸福，也贬低和驱除了尘世瞬间的幸福。(朱莉埃特所代表的)淫逸浪子们依靠性教育家、心理分析学家以及荷尔蒙心理学家的帮助，把自己变得开放且讲究实际，他们把体育观念和卫生观念扩展到性生活当中去。朱莉埃特的批判是表里不一的，这和启蒙本身是一样的。只要曾经与资产阶级革命紧密相关的对禁忌的极端破坏活动，还无法应之裕如地适应新的现实的话，她就会在即将临现的乌托邦里，与已经化为信仰的崇高之爱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乌托邦将会把肉体享乐给予所有人。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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