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低贱的性爱与我们自身相比有着更牢固的基础，因为它可以激发出我们所有强烈的欲念，并使我们给予足够的尊重。由这种盲目的敬畏产生出来的爱情，正像敬畏本身一样，只是一种偏见而已。”[68]尽管社会等级制度总在寻找一种法律的面纱，但它最终依靠的是强力。对自然的控制在人性范围里重演了一遍。主张保护肉体的弱者，并利用这一观念对强壮的奴隶施以剥削的基督教文明，已经无法完全赢得改信他教的民族的心了。爱情法则被精确的知性和基督教统治者们更为精良的武器所彻底否定，直到路德新教通过把诺言和苦难当成福音的精髓，彻底去除了国家和教义的矛盾对立为止。由此，精神上的自由和对现实压迫的肯定便等同了起来。但是，女人被划定为弱者；而且她们的软弱总是使她们陷入少数人的境地，尽管她们在数量上超过了男人。就像那些早期民族国家被压迫的土著居民，或者在组织上和武器上都比起征服者更加原始落后的殖民地民族，或者在雅利安人统治下的犹太人一样，女人的孤助无力状态是法律压迫的主题。萨德充分阐明了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怀疑男女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就像人与野蛮的猴子的区别一样。我们完全有理由不让女人成为人类的种族，就像我们不承认猴子是我们的弟兄一样。如果我们站在赤身裸体的男人一边，细看一下赤身裸体的女人的话，我们便会发觉他们俩的身体构造(撇开性器官不谈)明显不同，它很容易使你觉得女人比男人低了一等；同时他们俩身体内部也有着解剖学上的不同，如果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一看，这种区别便会一目了然。”[69]基督教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对女人的尊崇，来补偿对女人的压迫，这样就会鼓励而不是压制对远古时代的回忆。但基督教的这种努力却被反对提高妇女地位和性解放理论的愤恨心理抵消掉了。实际上与压迫妇女相关联的感情是一种轻蔑，而不是尊重。在基督教几个世纪的历史里，对邻人之爱总是掩盖了一种潜藏着的，现在却被强制手段加以禁止的对女人的憎恨—女人只不过是用来唤回那个徒劳无功的事实的对象而已。这种憎恨通过对女巫的迫害弥补了对圣母的崇拜，这是一种在前基督教时期女先知们的记忆中留存着的报复形式，是一种潜在地怀疑被神化了的父权制统治秩序的残留影象。正如弱者唤起了似乎必须要保护他们的那些貌似文明的强者的仇恨一样，女人也唤起了似乎需要尊崇她们的那些半拉子男人们的野蛮的愤怒。萨德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憎恨。“我从来不相信，”罗马警察局长杰基伯爵(Graf Ghigi)说，“两个肉体的结合就会产生两颗心的结合。在这种身体的交合中，我发现了一种类似于轻蔑的强烈冲动……或者是厌恶的冲动，而绝不是爱的冲动。”[70]皇家大臣圣冯斯(Saint-Fonds)在他虐待女孩，并使女孩痛哭流涕的时候，却大声叫嚷道：“我就是这么喜欢女人……假如我能把所有一切都变成这一句话该有多好！”[71]作为统治者的男人否认了女人作为个体的权利。个体在社会里是种群的一个样本，是她的性别的代表，因此在男人的逻辑里，她总是被看成是自然的象征，总是在观念上被永无休止地归结为社会最底层，总是在现实中永无休止地陷入奴役状态。女人总被硬说成是自然存在，但同时也被当作为剥夺其自然性的历史产物。但是，这种绝望必将会使一切自然的诱惑，一切生理的、生物的、民族的和社会的失败者的蛊惑彻底遭到破坏，这说明基督教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我真是一言难尽啊！ (que ne puis-je, d'un mot, les reduire toutes encet etat!)”彻底剥夺那种回归到自然状态的令人厌恶且难以忍受的渴望，实在是由流产了的文明产生出来的残暴：它是文化的另一张面目，即野蛮。“……要针对所有的人！”毁灭是不许一人漏网的。破坏意志就是极权主义。“更甚者”，朱莉埃特对教皇说，“就像提比略(Tiberius)所希望的那样，所有人都只长着一个脑袋，我的快乐就是一斧子砍掉这个脑袋！”[72]软弱无力、一时无措、困兽惊魂、神志不清的迹象，都会带来一种嗜血的欲望。对憎恨妇女的辩解，就是要把妇女说成是智力上和身体上的下等人，并且像憎恨犹太人一样，在女人的额头戴上了统治者的污名。在他们看来，女人和犹太人已经有几千年没有握有统治权了。她们可以生存，却也可以被灭绝掉；她们的恐惧与软弱，是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是赋予其生活的特别因素。这种情形使强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必须在尽力异化于自然的过程中付出自己的全力，同时也必须经常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只有在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们自己不敢发出的死者的呻吟时，才能与自然一致起来。伯拉蒙(Blammont)在《阿兰和瓦尔古》一书中说到：“愚蠢的家伙，我多么喜欢让他们在我的股掌之间相互争斗啊！他们就像狮子口中的羔羊一般。”[73]在同一封信中他也写到：“这就像掠夺一座城市一样……你必须占领高地，建立自己所有的重要据点，然后便可以无所畏惧地攻击其要害部位。”[74]身处低位就会遭到攻击：对人落井下石便是他们最大的快乐。身居高位的人越是遭受不到危险，他们就越是能够从他们所折磨的人那里得到快乐。统治者正是在他的猎物走投无路、悲痛欲绝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惩罚准则。已不再能威吓统治者的恐惧突然会爆发出一种会心的嘲弄，即那些自身为个体，却只是完全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冷酷无情。在每个时代，这种回响着的嘲弄之声总是用来去谴责文明。维克多·雨果在一篇题为《人类的骚动比大海的风暴还要糟糕》[75]的文章中说道：“从人嘴这张火山口喷发出来的最具有破坏力的岩浆，就是狂放的欢乐。”朱莉埃特[76]也说过：“要尽你所能对那些陷人绝境的人们加以重磅打击；从悲悯中流出的眼泪可以最强烈地刺激人的神经……”[77快乐不是与温情，而是与残暴交织在一起的，正如尼采所说，性爱总是“用争斗作为自已的手段，或者根本上说，是两性之间的刻骨仇恨”。[78]动物学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或性吸引在根源上和本质上都是“施虐的”，毋庸置疑，它也是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爱像饥饿一样是残酷的。[79]这样，似乎文明的最终结果便是向可怕的自然回归。萨德所集中描述的爱情劫难，和尼采所说的有耻之无耻的崇高精神，都极大程度地把人从耻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残暴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和幻想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伟大，并无情地对待人类，就像德国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一样。现实中无知无觉的巨人，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都盲目地踏上了灭绝人性的道路，而深受蒙骗的个体的反叛也充满着同样的爱情劫难。因此，冰冷的和倒错的爱情已经替代了世界上所有胸怀坦荡的爱情，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人类，而人则像物一样被施以虐待。这种病态的爱情同时也成为了重新爱情发生的前兆。在一种舍身献祭的狂热中，上述欺骗发现了自己所蒙受的耻辱，并把自已等同于在现实生活中无力战胜的残暴统治。在畏惧的阴影下，他们幻想着去排除这种畏惧。在罗马谚语中有一种说法，无情才是真正的快乐，它表现为秩序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认可幸福的时候把幸福变成了一种闹剧，在约束幸福的时候把幸福制造出来。萨德和尼采在将上述矛盾永恒化的过程中，把它变成了一个概念。
启蒙辩证法
\*斯特林堡(1849一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开创现代瑞典文学，对欧美戏剧艺术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剧本《父亲》、《朱丽小姐》、《鬼魂奏鸣曲》和长篇小说《红房间》、《黑旗》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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