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面前，对倾慕对象的献身精神表现为一种偶像崇拜。而对偶像崇拜的消解不仅是犹太一神教对神话进行诅咒的结果，也是它的世俗化形式，即启蒙运动在以多种哲学方式来攻击崇拜的转变形式的过程中带来的结果。常常以一种特有迷信为基础的经济实体的瓦解，把某种特殊的否定力量解放出来。但是，基督教却传播了爱一种对耶稣的纯粹敬仰。它试图在婚姻神圣化过程中把盲目的性欲冲动提升起来，就像它依靠上天的恩惠企图将明晰的律法用于这个尘世一样。基督教早先通过耶稣受难的教义试图构想出的文明与自然的相互和谐，仍然与犹太教相距甚远，也与启蒙运动的那种严肃主义相距甚远。摩西(Moses)和康德并没有宣扬感觉，他们那种冷冰冰的法则既不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了解火刑柱是什么东西。尼采反对一神论的斗争，与其说是针对犹太教的教义，还不如说是针对基督教的教义。当然，他否认了律法，但他赞成的却是“高等自我”[80]，不是自然的，而是比自然更高的自我。他想用超人来代替上帝，因为一神论本身，甚至它改头换面的基督教形式，直到今天才能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但是，在服务于这种“高等自我”的过程中，古老的禁欲理想被尼采颂扬为一种为“攫取至高权力”[81]而采取的自我克制，因此，高等自我把自身展现为一种挽救(已死了的)上帝的无望努力，一种为拯救西方文明将天条转变为自律这种康德式的尝试的继续，它根本弃绝了英国怀疑主义那里的鬼神形象。康德的原则“在意志准则基础上所做的一切，同时也是通过普遍规定把自身作为一种对象的行为”[82]也是超人的秘密。他的意志就像绝对命令一样，同样是专横霸道的。这两种原则的目标，就是要在启蒙本质的绝对成熟中摆脱外在强权，赢得自我独立。当然，由于对谎言(甚至尼采仍旧不失时机地将它贬斥为“堂吉诃德式的”[83]的畏惧通过自我立法的方式废除了律法，由于任何事物都像被完全揭穿了的迷信一样变得一清二楚，启蒙本身一以及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真理—也成为了一种偶像；继而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我们启蒙了今天的这个时代，即使我们是不相信神灵的反形而上学者，我们手中的火，仍旧取自于那个存活了几千年信念所点燃的火炬，这就是上帝即是真理，真理即为神圣的基督教信仰(同时也是对柏拉图的信仰)”。[84]因此，科学也同样取决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否定上帝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它否定了知识本身。萨德并没有把启蒙运动思想带到这个折返点上来。萨德认为，启蒙运动与其说是一种心智现象或精神现象，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消解了(尼采试图借助优等自我唯心主义地加以废除的)联系，批判了它与社会、职位和家庭之间的一致性[85]，以至于去竭力鼓吹无政府理论。他的著作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宗教准则的神话特性是文明的基础：即十诫、父权和所有制。这正是对勒普莱(LePlay)一百年前所提出的社会理论[86]的明确复归。十诫中的每一诫都被形式理性的法庭宣布无效。它们被当作意识形态遭到完全拒斥。在对朱莉埃特的请求予以答复的过程中[87]，教皇发现，非基督教行为的合理化过程，比根据这些行为是否有罪，依照本性来判断基督教原则要容易进行得多。审判杀人犯的“头戴教冠的哲学家(philosophe mitré)”，绝不应该求助于诡辩术，以及谴责它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和阿奎那。罗马理性比普鲁士神更容易受到虔诚的信仰。但是，律法被罢黜了；而使律法变得更加人道的爱情，也被抛弃掉了。然而事实上，不仅罗曼蒂克式的性爱被谴责为形而上学，任何普遍形式的爱情也都被谴责为形而上学，只因为理性替代了所有爱情：不管是女人对男人的爱，情人之间的倾心之爱，还是父母的精心呵护，以及子女对父母的爱都被理性所替代。布朗基斯(Blangis)公爵吩咐他的手下，对统治者的亲属，包括他的女儿和妻子要像对其他人一样严加管理，甚至要严上加严，“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说明我们是轻视这种联系的，你们也许还在妄想着我们必须坚守这种联系呢”。[88]女人之爱，同男人之爱会一并消失的。圣冯斯所描述的朱莉埃特那些浪荡子们的规则，是适用于所有女人的。[89]多尔曼斯客观地祛除了父母之爱：“这些约束来自于年迈父母害怕遭到遗弃的恐惧；他们在我们幼年时代所做的精心呵护，目的是想在他们年老昏花的时候得到相应的回报。”[90]萨德的论据与资产阶级的论据一样古老，甚至德谟克利特早就揭示出人类父母之爱是有其实用基础的。[91]然而，萨德揭示了族外婚，这一文明基础的神秘面纱。他认为，禁止乱伦并没有合理的理由[92]，而且禁止乱伦的医学论断也被近代科学否定掉了，科学证实了萨德冷静的判断：“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乱伦所生的孩子就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痴呆、聋哑和佝偻等诸如此类的疾病。”[93]家庭的凝聚力不是浪漫的性爱，而是为一切温情与社会感情提供基础的母爱[94]，家庭与社会本身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你想让本该只属于社区的孩子孤独地生活在家庭之中，那么你就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共和国公民……如果把孩子们的兴趣仅仅限制在家庭的圈子内，而与整个国家完全不相一致的做法，是完全有害的话，那么把孩子从家庭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倒是极为有益的。”[95]“婚姻纽带”在社会基础之上被破坏了；文学知识对于孩子们是“绝对禁止(absolument interdite)”的，只因为这些孩子“仅仅是国家的孩子”。[96]萨德在反对法律的斗争中所谈到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97]，最后都一起扎进了普遍性的绝对规则，即共和国之中。正如被推翻的上帝又返回到一种更牢固的偶像形式一样，旧的资产阶级监护人式的国家，以法西斯主义集体的形式复活了。萨德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它自从圣居斯特(St.Just)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迈出第一步起，就遭到了失败。当资产阶级把自己最忠诚的政治家送上断头台时，他们也把最坦诚的作家禁锢在国家图书馆的地狱里。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经常说三道四的朱斯蒂娜和朱莉埃特的故事，连同它的生产线式的叙事方法，以及它颇具预见性的带有19世纪淫秽小说和20世纪大众文学特征的18世纪写作风格，都成了最后一个被剥开神话面纱的荷马史诗般的作品：思想史变成了统治的工具。而如今，它在害怕自己把一种幻象罩在自己身上的过程中，表露出了彻底将它摆脱的想法。在萨德看来，并不是闪烁在未来之中的社会和谐的理想：“故步自封，就地为牢(Gardez vos frontieres et restez chez vous)”[98]—也不是泽默(Zame)的故事中所阐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99]，而是因为萨德并没有使其对手产生恐惧，所以，他的著作能够担起拯救其对手的重任。
附论2：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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