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主体与权力
福柯毕生都在探讨权力关系与不可传导的自由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关系甚至对抗关系，并把这样的探讨视为任何社会都必定具备的一项政治使命。权力并非福柯研究的最终问题，主体才是福柯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福柯研究权力还是为了说明主体问题，阐述主体如何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进入真相游戏之中。如福柯设问，癫狂主体是如何被置于这个由一种知识或医学模式确定的真相游戏中的？通过研究，福柯发现是禁闭这个重大的权力制度和实践从17世纪初发展起来并成了癫狂主体之进入这类真相游戏中的条件，这与意识形态问题无关。按照福柯的说法，他所说的“游戏”，不是指模仿或娱乐意义上的游戏，而是指一组真相生产的规则，是一组导向某个结果的程序。
应该说，福柯在去世前两年发表的长文《主体与权力》(收入德雷福斯和拉比诺的著作《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能较全面地、准确地告诉我们他关于权力问题的真实看法。从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80年代初，福柯的目的并非要去分析权力的种种现象，而是设法撰写一部人类在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主体化模式之历史，其中有三种客体化模式把人转变为主体。首先在科学理论层面上设法达到科学地位的不同研究模式把主体客体化，福柯思考了普通语法、语文学和语言学中讲话主体的客体化，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劳动生产主体的客体化，博物学和生物学中活着的人的客体化。其次，“区分实践”也把主体客体化，主体或者与他自身相分隔，或者与他人相分隔，于是，主体成了客体。癫狂者与心智健全者、病人与健康者、犯人与“良民”之间的分隔无不如此。最后，人类自身主动地把自己转变为主体，主体化同时也是人自身的构成过程，例如，人们如何自认为自己就是“性”的主体。因此，福柯研究的总论题是主体，而非权力。①只不过，福柯意识到人类主体既可以由历史和经济学在生产关系以及由语言学和语义学在意义关系中得到把握，也同样可以由谱系学在极其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得到把握。谱系学旨在阐明那些影响了思想价值、行为和体系的转化和逐渐的转变。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