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牧领权力
福柯政治哲学主要从事政治理性批判，而批判的对象主要是西方近现代政治合理性(la rationalitépolitique)所具有的牧领权力观和国家理由观这两个根基，因为这两个观念对个体乃至生命整体实施了过度的权力。18世纪启蒙是理性的时代，思想家致力于增强理性的政治力量，而19世纪是对启蒙的反思和忧虑，开始担忧在一个趋于理性化的社会与某些施加在个体及其自由上的威胁之间存在的那种混杂关系。如果说康德批判哲学是要把理性能力限定在现象世界的经验范围内、那么，此后，随着近现代国家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哲学大有希望的使命就是要监视政治合理性的权力滥用。①福柯表明：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政治合理性得以发展和被人接受是分历史阶段的。由于政治合理性首先植根于牧领权力(pouvoirpastoral)的观念之中，然后植根于国家理由的观念之中，因此，个体化(lindividualisation)和总体化(latotalisation)是政治合理性所具有的两个无可避免的结果。人们只有攻击政治合理性的这两个根基性观念，而非攻击其结果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才能获得解放。②其实，从17世纪开始的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延续至今的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都包含了对理性化与政治权力滥用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但福柯探讨这种关系的方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并未把社会或文化的理性化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分析其在癫狂、疾病、死亡、犯罪和性等多个领域内的进展。福柯的政治理性批判也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始于启蒙运动，而是追溯比启蒙运动更为遥远的“个体化权力”(pouvoir individualisant)进程。
① Michel Foucault, “«Omnes et singulatim»: vers une critique de la raison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134—135.
② Ibid., 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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