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是上上之策。
第三节 国家过度治理的哲学根源
由法西斯主义集中体现出来的过度治理、国家暴力和权力的生产过剩，既潜伏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内部结构之中，又有其哲学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是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而是指哲学国家的当权者利用本是反统治的哲学来为其统治实践服务。
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在西方没有哲学国家，西方哲学并未像东方哲学那样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实践、道德实践结为一体，那么，自法国大革命以来，“19世纪欧洲出现了以前未曾出现过的东西：哲学国家，国家一哲学，同时是国家的哲学以及那些从哲学命题出发、在哲学体系内进行思考、反思、组织并确定其基本选择并把哲学当作历史的哲学真相的国家”①。哲学与国家结为一体了。福柯在法国大革命与18世纪哲学之间、在拿破仑皇帝与卢梭之间、在普鲁士国家与黑格尔之间发现了有机联系。福柯同样惊奇地发现，这些变成国家的哲学，这些关于自由的哲学最终都成了反自由的哲学，都导致了体现为恐怖、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恐怖的权力形式；这些旨在反对权力及其过度行使的哲学，最终却认可了权力的种种过度形式。黑格尔与俾斯麦政权、尼采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滑稽可笑。而当斯大林主义成了作为哲学的国家时，这种哲学恰恰宣告和预言了国家的消亡，这种国家又排除了任何哲学思考的可能性。斯大林主义既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又作为一种哲学学说。作为政治学说，斯大林主义宣扬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行将消亡的理论，而作为哲学学说，斯大林主义禁锢人们的思想，信奉
第六章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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