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概述了19世纪中期以来自由主义政策在德国遭遇了来自以下五个方面的阻力：李斯特 $( \mathrm { I . i s t } )$ 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战”期间直至1933年实行的计划化和中央集权化经济，凯恩斯类型的经济统制论，以及综合以上四种要素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德国新自由主义设法在阻碍自由主义发展的上述五个要素中找出反自由的经济一政治常量(即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化地、技术化地管理经济)，并发现纳粹主义的组织结构、政党和元首制原则实际上只是延续和强化了其声称所要反对的、与反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国家主义之大众社会、单向度社会、权威社会、消费社会和景观社会，以期通过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为国家提供正当性并掌控国家。20世纪30年代美英面对严重蔓延的经济危机而对市场进行的经济干预构成了福利政策的重要措施。如罗斯福在经济萧条、失业严重情况下所实施的福利政策，其实就是通过威胁到自由并额外增加经济成本的经济干预主义来保障劳动自由、消费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当时西方国家为了保障自由以对抗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而采取的经济和政治干预机制本身实际上同样损害了这种要加以保障的自由。20世纪上半叶德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对这种最终引发治理术本身危机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作了反思、重估和考察。福柯虽然认为自由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有联系，但他否认自由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领域中简单的直接的反映，而是把它视为18世纪所设计的治理术的总体配置的危机。
“二战”后，德国在资源分配、价格平衡、储蓄程度、投资选择和充分就业等问题上采取一种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通过国家计划来实行德国战后经济重建，以实现避免欧洲法西斯主义这一社会目标。然而，在联邦德国尚未成立的1948年，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委员会就有人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呼吁放开价格机制，倡导市场经济，既要求经济摆脱国家干预的束缚，又注意避免无政府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生活领域内的职能、范围和限度，总之，国家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和重新思考。“二战”后德国重建由于没有了历史的权利和法律的正当性，所以，只能诉诸经济自由的保障。“二战”后德国重建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国家的正当性奠基于确保经济的自由运转之上。福柯是说战后德国的立国之本是经济，而非法律，也非历史。国家的起源和长久不变的谱系始于一种旨在确立和维护经济自由的经济制度，一种比法律正当性更真实、更具体、更直接的去接受和参与自由经济游戏的政治共识。国家导源于经济制度，经济为国家提供正当性，而国家又保障经济。经济自由的存在和实践为国家提供基础，经济通过产生政治符号使得权力的结构、机制，以及正当化得以运转。“经济是公共法的创造者。”①而财富得以增长、国家得以发展以及战败历史得以遗忘，这三者又合力推进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强国就是当时德国最大的政治。德国社民党在1950年前后的态度明显不同，从重申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转变到保护自由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以至于在1963年时完全进入德国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经济一政治游戏中去了。无论是基督教民主派，还是德国社会主义，总体上都认识到奠定国家正当性的基础、国家获得国际认可的基础就在于运用治理术来发展德国的市场经济和效用经济。福柯敏锐地洞察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会皈依作为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新自由主义，而不仅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决裂，也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相决裂，就是因为该党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比处于历史一法律框架内的国家更为根本。
第九章 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