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治理史的角度来审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福柯有理由认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更多地是一种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的集合体。“民主和法治国家并不必然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也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或依附于法律形式。”①不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学说、一种制度，而是看作一种活动，一种能为治理实践的合理化提供原则和方法的活动，一种对治理实践进行时刻反思、质疑和批判的审慎活动这就是福柯对自由主义进行独特理解的亮点所在。福柯虽然拒绝把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但也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特殊而复杂的关系。那么，作为治理技艺的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现代国家总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国家是否具有正当性，具有何种程度的正当性完全取决于国家是否能保障经济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保障经济的发展。虽然福柯没有说治理技艺是“皮”，意识形态是“毛”，但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两者的关系就是“毛”依附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识形态要依附于治理技艺，而治理技艺又为意识形态提供富国强民的方略和国家正当性的基石。
从中世纪直至20世纪人们对作为权力实施的治理进行调控主要依据三种相互纠缠着进行政治游戏的原则：关于神、人和物的真相；君主的合理性；作为利益主体的被治理者的合理性。相较于无所不治、无处不治、无时不治的国家管治主义，福柯显然更为认同在尊重市场、市民社会这样自主的有其自我调节机制的自然现象的前提下对经济、市民社会进行合理治理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限制国家公共权力过度治理的技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18世纪至今一直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强国富民的理论和实践，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思想、制度和价值观所依附和依仗的治理术。对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起到如此关键作用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能适用于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福柯所谓社会主义应嫁接在自由主义治理术之上的言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依据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基于自然现实之理由进行适度治理的原则，很显然具有不同特色的国家应当采用适合自已现实并符合历史基底的治理术。非资本主义国家应当有自己的治理术，作为意识形态的非资本主义应当依附于由自己创造出来的治理术之上。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已是全球范围内和世界层面上的竞争游戏，由于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衡关系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因此，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中某些关键因素(如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进取发展、平等安全)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活动也必定有其借鉴作用。而假如人们简单地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危险的甚至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抛弃，那必定会影响和损害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治理活动。毕竟，各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除了有其自然现实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共存、协同，甚至共性的另一面。无论身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我们都是作为权利主体、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统一体而被治理的，我们都要面对国家公共权力实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因此，基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之路应当是我们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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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Paris, 2004, p.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