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福柯认为理性并不能使主体从确定性走向真相。主体的真相应该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变奏和合奏之中得以被把握。近现代主体哲学之所以陷入主体性形而上学和唯我论，就是因为不能恰当处理理性与非理性、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所谓源自理性意识明证性的主体的真相其实就是主体的假相。不仅主体的真相有赖于理性与非理性本真关系的把握，而且主体本身的定位也取决于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定位。笛卡尔主义的主体观及其真相理论都奠基于其独尊理性而贬损甚至排斥非理性这一哲学立场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会认为对笛卡尔主义的真正攻击点，既不在天赋观念，也不在本体论证明，而是在“我思”精神实体，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上。由于主体是在真相游戏中成为他自己的，“如何成为自己”既有主动自主的一面，也有被动屈从的一面，所以，这样的真相既不是埋藏在主体身上有待挖掘的真相，也不是隐藏于主体之现象背后的本质。正因为如此，福柯并不说要揭露主体的真相，让主体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是要为并不具备真相、并不认识真相的主体配备真相，要用真相来武装主体，要让真相最终主导主体。主体的这个真相就是：理性与非理性浑然一体，大写理性不仅不能通达真相，反而会堕入假相。作为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理性与非理性在同一整体中和谐共处，相辅相成，适度作为。主体一旦装备和最终掌握了这一真相，就能像福柯那样拒绝“启蒙的敲诈”：即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次，在20世纪并不只有结构主义才反传统主体哲学。尽管福柯与结构主义者在反传统主体哲学这个问题上有着共同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也是结构主义者。人们通常把福柯与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和巴尔特一起统称为结构主义者，这长期来屡次招致福柯的强烈抗议甚至严厉斥责。实际上，无论是列维-施特劳斯一拉康的结构主义，尼采—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还是马拉美—布朗肖—巴塔耶的法国文学，还是卡瓦耶斯一巴什拉一康吉莱姆的法国科学哲学，都是福柯批判传统主体哲学的思想动力，但我们总不至于把所有这些作家都称作结构主义者吧?而且，福柯的考古学描述所聚焦的陈述层面包含了同一性和差异性形式，在这个层面上确立起来的秩序、等级和整个探寻排除了整块的、无定型的和整个一成不变的共时性，从而使得考古学描述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福柯也辩称自己所处的那个学术思想氛围不可能不与结构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他是从结构主义外部来谈论结构和无意识的，而从未使用结构主义的用语，因为“谈论”毕竟不同于“使用”。福柯甚至还设想把《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改为“结构主义考古学”，强调自己在使思想史摆脱先验束缚时并不想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而结构主义在摆脱人本主义时恰恰要使思想史和知识史结构主义化，因为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分析使得理性的一切都不能逃避先验确定，并向理性提出起源、原初构建、目的论视域和时间连续性问题。尽管列维-施特劳斯曾把自己的思想称作“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但这仍然是一种先验哲学。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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