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尽管福柯与后现代主义者都反对追求统一性和同一性的传统主体理性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是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在反对同一性哲学时就既批评现象学，又批评结构主义，也有别于福柯实证主义。利奥塔不仅借助于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游戏理论来肃清主体性形而上学，而且还批评结构主义者们仅仅诉诸语言并不能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福柯并不像结构主义者们那样从事语言、神化和亲属关系的结构分析，而是从话语描述以及话语规则和话语实践分析的维度来批判自康德以来直至萨特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而话语又不同于语言，因为话语及其原子(陈述)不止是用符号来指称事物的语言和言语，话语不仅能把符号、语词与其对象领域关联起来并为其提供一组可能的主体位置，而且还能呈现出陈述的规则整体并系统地形成话语自身所谈论的对象。福柯用话语实证主义来批判理性形而上学，就不同于利奥塔凭借弗洛伊德自然主义、尼采生机论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来批判主体形而上学。鉴于利奥塔明确把历史性与元叙事视为现代性的两个关键特征，并强调后现代是现代的一个部分，进而认为康德和晚期维特根斯坦奏响了光荣的后现代性序曲，福柯则表示他本人并不清楚现代性意味着什么，并不主张作出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这样不科学的、毫无意义的区分。假如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理解成是对现代性的激进批判，那马克思岂不成了最大的后现代主义者？因此，在对“现代性”、“后现代性”这样的概念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把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等都不加区别地划入后现代主义阵营，进而以偏概全地总结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若干理论要点及其致命缺陷，最终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当作哲学理论上极端、政治立场上危险的思潮加以轻易打发，这样的做法恐怕不仅简单和草率，而且也有悖福柯主体哲学的差异原则，福柯并不刻意增加差异，但拒绝缩减差异。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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