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亲身经历了1968年3月突尼斯爆发的学生运动，这次真实的政治经历真正改变了福柯。因为为了反抗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突尼斯学生义无反顾地参加斗争，置生死于度外。在这场学生运动中，身体介入是首要的，而理论参照是次要的。福柯由此坚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理论能否指导行动这一点也成了问题。福柯厌倦并远离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争论、大咒骂、内订和结派，怀疑空洞的政治理论的适用性，转而关注特殊和局部的政治问题，亲身组织或参加一系列政治行动，用具体的和明确的言词在确定的境遇中提出种种从特殊到一般的问题。
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始终聚焦于局部的特殊的经验问题，而不相信西方社会所能给出的主要话语，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指向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关键问题。福柯以为，只有走进经验生活，与非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合作，才能提出和探讨局部的经验问题：精神病患者说什么?精神病医院的生活如何?护士的工作是什么?病人如何反应？等等。再从局部化问题来提出一般问题。比如，为何以“理性”的名义，某人的权力能在他人上面确立起来呢？社会如何确立起自己与癫狂的关系?社会以何种方式被确认为个人化的合理性?为何社会把权力赋予理性?合法如何区别于非法?这些就是很普遍的问题，旨在探究社会的运作和历史。①问题是否普遍，这并不是政党的过滤器就能说了算的。福柯始终分析非常确切和局部的现象，如戒训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形成，从而否认西方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戒训文明”，戒训体系是由一个团体适用于另一个团体的。福柯的权力分析有着明确的时空定位，在专制君主制和封建制社会中，不可能在个体上面实施像18世纪那样塑成人格的戒训权力。福柯费力地想充分说明为何戒训体系产生于确定的时期、确定的国家，符合确定的需要。而传统政治思想宠统地围绕极权制和民主制的区分展开的讨论却不足以说明权力机制的特殊性。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也看不到权力机制的历史是相对独立于当时发展起来的经济过程的。福柯敏锐地发现，由民主制(尤其是19世纪成熟的自由主义)展开的极其强制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确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自由”的抗衡力。
第三章 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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