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确凿”的问题困扰着所有依靠揭露来影响民意的策略。早在被斯诺登揭发之前，这些情报机构的活动就可以通过几十年间的许多报道推断出来，那么同样的，其他暴行也会被一直忽视直到有一系列见于档案的真相被公之于众。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Elkins)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书，对英国在肯尼亚的暴行进行了详尽记录，但这本著作却因大篇幅依赖口述历史和目击者的叙述而饱受批评。39直到英国政府自己公开的档案证实了这些记录，它们才得到认可，并成为获得承认的历史。受难者的证词遭到冷遇，直至它们符合了压迫者所提供的档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证据将不会用于其他指控大部分其他罪行。同样的，对揭秘者的崇拜依赖于那些已经为情报机构工作的人变化不定的良心，而机构以外的人们却缺少相关能力，只能无助地等着哪位政府公仆屈尊透露些他们知道的消息。这种对道德行为的依赖显然根基薄弱。
正如巨大的运算能力推动了全球监视的实施，它也以同一逻辑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此事，以及如何应对威胁到我们认知与现实福祉的存在。我们需要一个能让我们百分之百确定某一假设的证据，这种需求超过了我们在当下的行动能力。只要面对哪怕最小一点不确定性，也会令人忘记已有的共识（比如科学上对气候危机的紧迫程度具有的一致意见）。我们发现自已陷于停滞之中，要求“芝诺之箭”(Zeno's arrow）必须击中目标，而不顾在它前方的空气已越来越炙热模糊。坚持要求在某些永远无法充分证明的地方取得实证，这造成了眼下的古怪状况：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没人能对此有所行动。
第七章 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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