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者在肯定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人性的自由，这就涉及上帝的预知或者天命。人文主义者大多承认天命，但要求给人的自由意志留下活动余地。但丁虽然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命运，但命运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否则劝善惩恶就不正当了。命运本身就包含了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的活动。人具有种种劣根性，诸如贪欲、野心、逸乐等等，稍不小心就会走上邪路，跌入罪恶的深渊，而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如果人能够善用自由意志，就能达到良好的归宿。瓦拉也认为，上帝的预知与人的自由意志并不矛盾。上帝虽然能预见到人的某些将来的行为，但上帝的预知并不是事物发生的原因，事物的发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所以上帝才能预知它们。在人类事物中，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本性，是意志。上帝规定了各种可能性，但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将得到实现，则是自由意志决定的。上帝的预知是建立在他对人的意志的了解之上的。斐微斯则用文学的方式歌颂了人的自由意志。他指出，人作为天帝的儿子，分有了天帝不朽的性格、智慧、精明和记忆力。就像天帝的权力及于一切一样，人也可以成为一切。整个世界就像一场戏，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无感觉能力的简单生命、无理性的野兽、长于政治善于社交的人，甚至可以扮演人神之王天帝。这就意味着，在人身上具有成为一切的可能性。人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命形式，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普遍腐败和虚伪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薄伽丘的《十日谈》和爱拉斯谟的《愚神颂》是这方面的杰作。在《十日谈》中，上自教皇、主教，下至修士修女都成了薄伽丘冷嘲热讽的对象。他指出，这些人虽然满口仁义道德，自称是上帝的代表，是清心寡欲的大圣人，是人们进入天堂的引路人，但骨子里却是最无耻、最荒淫。他们过着糜烂的生活，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满足自己的钱欲和情欲，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根本不配去管别人。而爱拉斯谟则借用愚神的口吻，辛辣地嘲弄了教皇、神父、国王、贵族这些愚不可及的人物。他指出，教皇和主教们只知道热衷于权势和财富，钻营宗教的买卖，甚至不惜为此发动宗教战争。神父修士们标榜的是安贫乐苦，其实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们在酒色面前决不会退让。他们用烦琐的三段论去论证神学教条，却不知道基督唯一的戒律就是要从事仁爱的工作。国王和贵族们热衷于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寻欢作乐，争权夺利。这些人如果想一想他们所处地位的责任，如果他们是聪明人的话，就会良心不安，但愚蠢却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做这一切。面对这种普遍的腐败，彼特拉克把教廷称做“恶毒的寺院”、“谬误的学校”、“谎言的熔炉”、“阴谋的牢狱”。但丁在《神曲》中不仅把贪得无厌、作恶多端的教皇、主教扔进地狱的火窟之中，而且还大胆地在那里为尚在人世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预留了一个位子。不过，人文主义者所抨击的并不是神职人员对现世生活的追求，而是他们的虚伪，而这种虚伪的根源就在于中世纪所奉行的禁欲主义是与人性相冲突的。因此，在批判教会腐化堕落的同时，他们也都对禁欲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