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之争的共同来源：前者发挥了黑格尔的“实体”概念，后者则钟情于黑格尔的“主体”概念。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世界和历史的唯一力量，而历史除了具有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意义之外并无其他意义。自我意识是能动的，只有它才是有生气的、创造的、行动着的，它的具体体现就是批判。在纯粹批判面前，自由的人的无限自我意识不容许把任何东西放置在绝对有效的地位，一切事物一旦被肯定；马上就不再是真的了。谁想要肯定的真理，谁就去皈依宗教。因此，宗教意识就像异化的人一样，与自由的人对立着。神学的东西都是真正非人的东西，所以只有当自然、家庭、国家、世界统治权等等都被否定而不再被尊为真起作用的神力了，而被奴役者的精神锁链还用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花朵装点起来的时候，宗教才得以实现；只有当宗教的抽象精神的吸血鬼把人类的血都吸光了，只剩下枯槁憔悴的自我作为仅存的力量，而人的精神还无力识破他的本质即与他对立的上帝这一幻想时，宗教才得以实现。基督教就是如此。当纯粹批判揭穿了这一切幻想，而已经异化的宗教意识就复归于自身成为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宗教也就完结了；当宗教意识达到自我意识的自由境界的时候，宗教便上升为无神论。后来，鲍威尔甚至连无神论的概念都弃之不用了，因为无神论还包含着那个已经被否定的对象，即异化的宗教意识所假定的神。既然不仅是宗教和教会，而且一切国家形式、伦理机体都无法幸免于批判，那么在批判进一步批判的对象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批判，而只能是无对象的抽象批判，即纯粹批判。如此纯粹的批判只能使鲍威尔分享与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相同的命运：1842年，他被赶出大学讲坛，此后再也与大学无缘。
1839年，当鲍威尔转向青年黑格尔派之后，以他为首的“博士俱乐部”与卢格的《哈雷年鉴》联手，逐步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力。施特劳斯的神学批判、鲍威尔的纯粹批判、卢格的历史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和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青年黑格尔运动。
二、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安德里亚·费尔巴哈(Ludwig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运动中的佼佼者，他的人本学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
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①在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下，少年费尔巴哈决意把宗教作为自己一生的目标和事业，并于1823年来到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尔贝格大学神学系读书。在攻读神学的同时，他对黑格尔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转到柏林大学去，但这一去就发生了思想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信仰转向了理性。在柏林，他为黑格尔思想的广博和深邃所倾倒，把黑格尔看做自己思想上的“第二个父亲”。不过，虽然黑格尔哲学启迪了他的智慧，但它那抽象玄虚的色彩却常常使他感到迷惘。因此在他转学爱尔兰根大学之后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就肯定了个别事物的实在性，而否定了一般概念的实在性；强调了限定人类活动的理性，却没有提到在人类活动之外的理性。1829年费尔巴哈留校任教，他用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去批判基督教的教义，撰写了《论死与不死》一书。他驳斥了灵魂不灭、个人不死的观点，强调应当消除人类由来已久的关于此岸和彼岸的矛盾心理，使人类致力于现实生活。他的友人在他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匿名出版了此书，结果立刻就遭到了宗教人士的强烈谴责，书被当局没收，作者身份也被揭露，亦断送了他在大学执教的前途。但是，费尔巴哈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1833年出版了《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受到广泛的好评，后来相继出版了《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1837)和《比埃尔·培尔》（1838)，这预示着他将以独立的哲学家的身份活动于德国哲学论坛。1837年末，他与心爱的姑娘贝尔塔·列夫结为终身伴侣，一同居住在弗兰根中部的布鲁克堡，在这远离德国科学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度过了近25个年头。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2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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