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法国科学认识论兴起，巴舍拉尔(GastonBachelard，1884一1962)作为德勒兹进入学术生涯中首先触及到的专业性团体开创者，引起德勒兹对经验科学与认识论问题的兴趣。巴舍拉尔与康吉姆把他们对科学探索的性质的基本理解都传授给了包括福柯、德勒兹和阿尔都塞等后来的学生。在巴舍拉尔看来，哲学必须凭借着对科学历史发展的思考而得出理性的理解，他强调在科学发展中非连续性的作用，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认识论的断裂。这一点我们在阿尔都塞把它挪用在关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曾经看到过，但在巴舍拉尔的原意中，他主张的是，科学需要与我们的常识性经验以及与我们的信仰断裂，因为科学把日常中的对象置于新的概念下并证明它们具有普通的感官感知不曾揭示出来的特性；其次，科学的进步也需要与先前的科学概念断裂，因为先前的科学概念也将和常识一样可能成为我们获取科学真理道路上的障碍。这种对科学革命范式的探讨，早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家库恩的思想。不仅如此，巴舍拉尔还把科学进步中认识论的断裂与哲学革命相联系，他针对笛卡尔式的那种在直接经验给定的基础主义的认识论而提出了一个非笛卡尔的认识论主张。巴舍拉尔提出要对认识进行精神分析的要求，并试图从中揭示出精神中的无意识作用使得在我们思想中的常识和科学概念都已经成为过去。应该说，巴舍拉尔从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中把本体论地位赋予了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把通常的感官经验和想像的领域视为获取科学真理的障碍，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学生们。德勒兹也是深受其思想影响的学生之一。
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应该是在德勒兹前期一个不亚于他对柏格森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黑格尔哲学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才被引人到法国，在这之前黑格尔哲学一直没有在法国立足，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国社会的传统，不喜欢被视为德国思想的辩护士，另一方面也有着哲学本身的原因，即对绝对唯心主义的反感以及对新康德主义造成的辩证思想的晦涩不明的不信任感。黑格尔在法国思想界的形象定位源自于让·瓦尔1929年的《黑格尔意识的不幸》一书，瓦尔为法国人挪用黑格尔奠定了基调，他说：“辩证法在成为方法之前是一个黑格尔以之从一个理念移向另一个理念的经验。”更一般地说来，“在这一学说的起源处一—他把这一学说作为相互联系的一系列概念提了出来一有一种神秘直觉和热情。”总之，“在理性主义的背后，我们发现了浪漫主义”。与瓦尔同时的亚历山大·柯瓦雷也曾经在高等研究实验学校举办过黑格尔哲学的研讨会，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有影响的对黑格尔的解读当推亚历山大·柯耶夫。他接手了柯瓦雷的研讨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读黑格尔哲学。当时的巴塔耶、拉康以及梅洛-庞蒂等都参与了讨论。柯耶夫的兴趣集中在黑格尔主奴意识的关系，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以两个意识的对立开始，并且每一个意识都首先要求其他意识承认它的统治，随后的斗争就是人们为了取得胜利而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一暴行使斗争和它的参加者成为人的斗争并且成为人，“不能在一场为了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中、在一场为了纯粹的威信进行的斗争中不惜付出其生命的人……不是真正的人。”“没有冒险，我们仍然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上，被自我保护的本能所支配。”柯耶夫的解读具有海德格尔式的特点，他认为，表面上，当一方投降时，即是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对得到承认和统治地位的欲求时，这一激烈的斗争就结束了。似乎这就是奴隶对主人的服从，也就是奴隶恢复了动物的自我保护水平，但实际上奴隶的投降并不代表恢复了生物学的本能，而是代表了在面对死亡时对人的有限性的自我意识。即是认为，奴隶的投降包含在一个自我意识的明确进展—新的主人并没有分享在这一意识进展中的成果。但仍然有奴隶地位高于主人的方式，奴隶被判为主人工作，但这一工作本身包含了与世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相互作用和对世界的征服，奴隶工作以满足主人的欲望这一事实需要对自已没有感觉到的欲望和自己的欲望的延缓或升华的一个抽象的把握。柯耶夫把奴隶看作是标志人类历史进步的技术力量、概念的理解和反思的自我征服的源泉。而反观欲望被奴隶的劳动所满足的主人仍然停留在动物般的纯粹满足的水平上，主人的惟一特有的人性就是为取得统治地位而宁愿冒生命之险，但是，这只是意味着主人能够作为一个人去死，但只能作为动物而活着。柯耶夫试图凭借把主奴关系的范畴应用到社会经济中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连续性斗争的历史，以形成用马克思的方式完整地解释黑格尔的辩证历史的整体范围。因为在柯耶夫看来，历史是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前进的，所以以前的奴隶阶级通过成功的反抗成为了主人，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压迫的基本结构，虽然在奴隶的创造性思想中能够浮现出一个所有人类平等的理想，而且这一理想与现在的等级服从的现实相对立。但这一理想是一种乌托邦的美景，它首先是与基督教一起以一种精神的、超验的形式得到发展，然后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以物质的、世俗的、可实现的方式得到。然而，在这一美景中，没有一个人的欲望能够在牺牲任何其他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得到满足，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同样实现得到他们的同事认同的基本的人的欲望满足。但在这样的乌托邦式的美景中，主奴关系的斗争特性消失了，引导人类走向越来越高的意识层次或成就水平的创造性冲动也消失了，柯耶夫把这种结果称为“历史的终结”——即不是在时间中的人的存在的实际结束，而是出于否定的辩证的综合过程的终结。无疑，这一出于否定的辩证的综合过程是我们迄今为止用来描述历史过程的经典定义，而一旦随着历史的终结，人类再也不被它的未来所限定，即是说，它再也不是一个它现在所是的而是它将来所是的存在，而且是达到了平等主义的均势的最后稳定。柯耶夫认为当时的法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没有达到这一状态，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观点正好就是为实现这一状态的动力。柯耶夫认为他是通过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了黑格尔对这一状态的理论描述，也正是如此才导致在欧洲产生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拿破仑征服整个欧洲的历史现实。柯耶夫和瓦尔的理论实验对于把黑格尔引入法国起到了重要的贡献，但因此也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术语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解释都没有真正步入黑格尔哲学的语境中。特别是柯耶夫，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巴塔耶、布列东、拉康等都起到了影响作用，而萨特及梅洛-庞蒂主要是按照海德格尔式的方式理解了马克思，也因此而来理解黑格尔哲学。直到20世纪40年代，让·伊波利特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后来又出版了关于这本书的注解，才引起法国哲学界对黑格尔思想的真正关注。但他的黑格尔解读，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一方面试图唤起同时代人对黑格尔哲学的注意，另一方面要求用新语言(声音)重读黑格尔，这在当时影响了像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以及德里达等青年思想家。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提出：“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点。”伊波利特成功地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同当时法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这使他成为这一时代青年思想家的导师，并将黑格尔精神贯彻到现实哲学的改造工程中。福柯也曾经说过，伊波利特教导他们学会在黑格尔身上看到“另一个黑格尔”。应该说伊波利特对于同时代青年思想家的启发并不纯粹只是围绕着黑格尔哲学，而是透过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开启的一道哲学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虽然是与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与尼采、弗洛伊德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源自于黑格尔哲学。它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确定了哲学的目标就是要追求无限超越的可能性的思想方式，即哲学在形成自身体系时又设定了自身所无法实现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揭示出要意识到自身思想的界限，从而实现对界限的超越，使哲学能够永远保持一种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伊波利特提出的哲学思考方式，始终具有关于人、知识以及自由等问题的两重性。具体地说，在人的问题上就存在着人的有限性以及如何超越这种界限的问题。在这种两重性的关系中，人自身不断地在时间中改变着自己的性质和特征，使自身的自由成为永恒的超越过程。应该说受伊波利特的启发，德勒兹及其同时代人为了实现哲学自身的超越，并没有把对哲学的思考局限于哲学本身，而是在同哲学相邻的学科之间来回穿梭，在重复中不断地思考着作为“思想的思想”的哲学。同时他们也接受了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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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时间与“异质性”的存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文本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