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斯密与托伦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价值规律的效力加诸前资本主义社会模式，这并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糟糕的想法。相反，这一想法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种特殊性为基础的：它的本质与“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似乎并不相合。如果我们无法在理论上穿透表层，将其关系规定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特有的社会本质，那么就会导致我们一方面把价值超历史地应用于其他社会，另一方面仅仅根据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外表”来对它进行分析。
马克思转向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反思性路径，其结果之一是，对那些将历史特定之物确立为超历史之物的理论的批判，开始占据他的考察的核心位置。当他声称自己发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历史特有的核心时，马克思就不得不去解释，为什么这一历史规定性并不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看到，位于他的批判的这一认识论维度之中心的，正是其关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以“拜物”形式出现这一论述也就是说，这些结构以“客观的”和超历史的方式出现。马克思指出，他所分析的历史特定结构以超历史的外在形式展现自身，这些表现形式成为许多理论—尤其是黑格尔与李嘉图的理论一的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他得以在社会与历史层面上解释并批判这些理论，这样一些思想形式表达了但未充分理解那些位于其历史语境（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处的特定社会形式。马克思的内在批判的历史特定性意味着，真正的“错误”在于，这些具有暂时效力的思想形式缺乏自我反思，无法认识它们自身的历史特定基础，因此将自身视为“真理”，也即认为自身具有超历史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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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