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察表明，基于社会中介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二重性这一概念，马克思重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他的范畴性分析依据若干种突出的特质来描述现代社会生活，将这些特质彼此关联并奠定其社会基础。这些特质包括了社会统治的准客观的、“必然的”性质—也即一种非个人的、抽象的、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它并不位于现实的个人或具体的机构中—包括了现代社会的持续的方向性动力，也包括了由劳动所中介的依存形式和个体物质再生产形式。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试图将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些明显的反常现象解释为其结构性社会形式的内在面向：伴随着物质丰富而依旧存在的贫困，节约劳动和节约时间的技术对社会劳动组织和社会时间产生的明显的矛盾效果，以及尽管人们控制他们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潜在能力不断增长，社会生活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抽象的和非个人化的力量。
由此，马克思对商品这一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物质财富的矛盾统一体的分析，是他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废除的后果的核心。它为上文所述的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提供了核心基础，由此带来了一种对经济增长形式，对生产的性质和轨迹，对分配与行政，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作的性质的批判性社会历史分析。马克思的基本范畴不仅奠定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根本特征的社会分析，同时也将它们内在地联系上了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这一鸿沟将个体的劳动与生存的无力与碎片化，同社会整体的有力与丰富割离开来。我对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的分析的考察证明，他对社会整体与个体这一对立的批判，不是简单地从个人与社会的直接统一体这一浪漫化的概念出发来批判社会“分化”的历史过程本身。相反，他的批判基于对资本主义中这一对立的特殊性的分析。他将其分析为异化形式的一个结果，借由这一形式，社会一般人类能力和知识在资本主义中历史地建构起来了。同时，他依据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来解释这一异化形式。基于他对资本的分析，马克思有力地批判了客观化的一般社会维度和个体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建构的这一对立的特殊性质。由此，他推翻了这样的观念：由于这一对立被物质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形式，因此，它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任何高技术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因而，他的分析给出了一种在根本上不同的“分化”方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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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