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里达也是一样，哲学的目的是实用的：它不是寻求真理，而是解构既定的制度和行为。在《法律的力量》中，他称解构试图进行干预以改变事物，这不是“在精心策划的、深思熟虑的和在策略上有所控制的干预这个相当幼稚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最大限度地强化进行中的变革这个意义上说的”(Derrida1992a，8—9；1994a，24)，这时，他提出了一种表述，类似于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哲学功能的乌托邦理解。即使他并没有说解构通过创造概念实现那一目的，但他的确说过解构渴望成为创造性的。在《心灵：对他者的发明》中，针对人们对于其早期著作普遍产生的否定性认识，他问道，在什么意义上解构运动“不再限于否定的或解构的形式—人们常常幼稚地认为其形式就是如此而自身成为创造性的，或者至少表明一种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创造性？”他给出的明确回答是“解构是创造性的，不然它就什么都不是”(Derrida1987，35；2007a，23)。解构的创造性是要放开、打开“除权弃绝的(foreclusionary)结构”，或者使之失去稳定性，以便留有趋于他者和他者到来的余地(Derrida1987,60;2007a,45)。
有人认为德里达是一位反启蒙的思想家，与此相反，德里达肯定自己相信可完善性和进步，坚称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如古典的解放理想过时”(Derrida 1992a，28；1994a，62)。同样，为回答佩内洛普·多彻1999年在悉尼向他提出的是否有可能改进现有的好客法规这一问题，他称：“我支持启蒙，支持进步，我是个改良主义者。我认为法律是可臻完美的，我们可以改进法律。”(Derrida 2001c，100)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哲学帮助创造的新地球和新民众是怎样的缄口不言一样，关于进步的方向，德里达也几乎未曾说过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进步是以否定方式界定的，说解构是进步的，这是在非目的论的意义上说的，当福柯将启蒙精神规定为致力于摆脱过去的限制、致力于超越“当代的必要性限制”的可能性时，他认为启蒙精神具有同样的非目的论意义(Foucault 1997，313)。照这些话来看，在事后看来，进步的意义或方向只能被理解为摆脱先前的限制，这些限制将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界限强加于现有的思维或行动方式。但像德勒兹和瓜塔里一样，德里达赞同一种甚至更激进的、反目的论的未来观，将未来看作开放式的。比如，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他赞同一种继承了启蒙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它反过来证明了对现在进行的“激进的、无止境的”批判是合理的。他继续说，这种批判“属于向着即将到来的事物的绝对未来开放的体验的运动”(Derrida 1993，148；1994b，90)。我将在本章最后一部分探讨这一关于绝对未来的观点。
76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