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另一个例子，考虑一下逃逸线的模棱两可性，个体或集体组装正是沿着它们解体或被改变。德勒兹和瓜塔里曾一度提到法西斯主义的“悖论”，这是从逃逸线的模棱两可性这个角度来理解的(MP281，230)。逃逸线或解域化既是造成最高级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即愉悦的原因，同时也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绝望感，就像死亡和自杀的臭味，一种人们从那里回来后体无完肤的战争状态”的原因(MP280，229)。与克分子线相对的分子线已经对主体的完整性构成了一种致命的威胁，该主体具有一系列特定的欲望、理想或者关于善的观念。主体正是沿着这条线经历“分子变化，欲望的重新分布，以至于当某事发生时，那个等待着的自我早已死去，或者那个将会等待该事的自我还未到来”(MP243，199)。在这种生成他者中表达出来的自由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继续存在的稳定主体格格不入。在《德勒兹与政治》中，我沿用威廉·塔利使用的“批判性自由”，称之为“批判性自由”，以区分这一进行变形的能力与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由这些标准的自由主义概念(Patton 2000，83—87)。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第三种线——即逃逸线或绝对的解域化——中表达出来的自由是令人震惊的，就像德里达曾说未来“只能以一种绝对危险的形式被期待。它与被指定的常态彻底决裂，并且只能被显示为、表现为一种怪物”(Derrida 1967，14；1974，5)。①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生成不可感知之中表达的自由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危险”。一旦走上这条线，“人就在不动的旅行中变成不可感知的和不易察觉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再发生或者可能已经发生过了……现在人只是一条抽象线，就像一支穿越真空的箭。绝对的解域化”(MP 244，199—200)。
第二章 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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