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联合完全有可能不会出现。全球北方的城市中心的大学毕业生，或许从事着和那些困在贫民窟、关在难民营、遗弃在被人遗忘的铁锈地带的人们所从事的相同的任务。但是他们相对的生活机会仍然因为国家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在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差异只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边缘群体的一端是记者保罗·梅森所谓的“网络化的个体”，那些漂泊无定、就业不充分、大都市中生活的服务工人；在另外一端是被政府压制的被标记为剩余劳动力的人群。1]争取更高报酬工作的国际竞争以及不同国家工资价格的竞争力，表明边缘群体的工作经验很难被普遍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成为一种虽然萧条但竞争极为激烈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下，日益恶化的不稳定性似乎只会滋生仇恨，反动势力越来越频繁地引导不满的人们去攻击劳动力中的弱势群体——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他们很容易成为资本失败的替罪羊。
[1]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Penguin, 2016, pp. 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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