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科学共同体围绕平均时间的价值展开的种种争论，早在19世纪80年代于欧洲举行的各式相关国际会议中讨论时间统一的过程中就已经被唤起了，但是直到20世纪前几十年，行动方才随之出现。正如诸科学协会和期刊的迅速发展的景象所示，像巴西、阿根廷，以及智利这样的国家，把准确i而统一的平均时间当作科学现代性（scientific modernity）的一个方面对待，这些社会当中的新兴中产阶级都心向往之。拉美科学家积极跟进其欧美同仁的成果，如果可行的话在国际会议上也是如此。作为所谓的先进的、文明的国家地位的证明，科学现代性为人所拥戴。无论是在城市规划、医药与疾病方面，还是在认同和记录方面，面对着对作为现代性象征的科学与理性的全球性迷恋这一世界范围内的世纪末（fin-de-siècle）特征，拉美也没能全身而退。 26
在拉丁美洲这些有关平均时间的早期讨论过后，从地区科学国际主义中产生出了一种协调性的地区推动力。1901年，在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举行的第二届拉丁美洲科学代表大会（second LatinAmerican Scientific Congress）上，一项支持拉丁美洲采用时区的决议得以通过。随后于1908年至1909年在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hile）举行的第三届会议构想出一份类似提议。此时，各位代表接受指示，致力于说服本国政府采取行动。两年后，拉丁美洲科学代表大会与美洲国家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协作，举行了会议，而后者于1910年改名为泛美联盟（Pan-American Union）。当美洲国家国际会议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办时，泛美运动在美国被人视为通过影响拉美国家做决定的方式来巩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传统下美国在西半球势力的工具。在科学代表大会和1910年更具备政治导向的泛美联盟的两次会议上，科学家们宣称，“对那些直到如今方采纳格林尼治时区体系的国家来说，从1911年1月1日起采纳它将助益非凡”。促成该提议的科学家包括：查尔斯·狄龙·佩林（Charles Dillon Perrine），一位任科尔多瓦（Cordoba）阿根廷国家天文台（Argentine National Observatory）台长的美国人；弗里德里希·威廉·里斯滕帕特（Friedrich Wilhelm Ristenpart），一名领导着圣地亚哥的智利天文台的德国人；以及理查德·塔克（RichardTucker），另一名帮助运转阿根廷圣路易斯天文台的美国人，该天文台是一个由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机构。27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圣诞群岛，位于东印度洋，今属澳大利亚。——译者注
\* 英属索马里兰，非洲东部一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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