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对他们的行事方式持何态度，至少特贝维尔、新经济基金会和考夫曼基金会都在质询有关金融界如何对接实体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艰巨而具有必要性。迈向金融业现实价值评估的第一步是，计算出哪些收益反映了生产性的经济贡献，哪些来自频密交易、财务骗局和速度优势。这将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行动。
研究员托马斯·菲利蓬(ThomasPhilippon)证实，当金融公司自豪地称其在迫使其他行业中的管理者们降低成本并压缩收入时，其自身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宏观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J. Bradford DeLong)和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 通过计算得出，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出现了7%的跌幅，而金融交易则上涨了7%。当我们把劳动力从现实工业转移到金融工程时，也就将特权赋予了那些声称比货物制造商和服务提供者更具生产力的金融家们。
这意味着，华尔街有可能已经迫使医药公司裁掉数千名药物开发员并削减致力于“核心竞争力”的研发经费，默克制药公司增加科研投资的行为会得到惩罚，而辉瑞制药公司降低科研经费的行为可以得到奖励。季报赢利的压力使削减科研投资的做法在当时看上去很合理，但长远的后果却令人不寒而栗—不但我们所有人会面临医疗损失，而且数百万的美国人也要从相对繁荣的行业转去做只能赚取低薪的服务性工作，或许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难怪那些非金融人士都觉得他们所能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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