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的承诺
政府调控不仅是为了促进私人财富，而且因为很多行业在赚取私人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一些基础的公共职能。如果由公民来直接推动这些公共职能，我们可能会看到真正的问责制。
例如，政府可能会授权公共信用评分体系来提供封闭性的专有预测服务。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开源软件和专有算法一样有效，甚至有时会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应用到公共评分系统当中。一旦时机成熟，金融监管机构可以要求一些借贷人使用透明的系统或通过试点项目来进行部分交易。公共信用报告系统已经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得到应用。如果透明评价标准的概念在消费者金融领域获得成功，它可能会被推广到信誉软件中，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如果一个系统能够接受数千名专家的审核，那么他就能够更快（更公平）地发现并纠正误差与遗漏，这比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理解、评价和监督的系统要进步很多。
公共互联网企业是另外一种可能性。目前，Google和亚马逊正在占据图书领域中的寡头地位。Google可以对图书实行扫描、索引和归档等个人无法进行商业操作的行为。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哪里？文化理论家西瓦·维德海纳森(SivaVaidhyanathan）认为Google图书搜索正在“踏入一个真空地带”，而这种真空状态是“无能的公共机构所造成的”，维德海纳森将当前的公共机构称为“公共领域的败笔”。国会图书馆中的档案文件本可以成为公共图书搜索计划的基础。正如医疗机构可以为保险范围决策和私人保险商的支付率提供基准（并为私人保险市场之外的人提供医疗接口)一样，公共图书搜索既可以是Google图书的一个补充，也可以帮助那些无法使用Google图书搜索的人群。它应该以透明的方式组织起浩瀚的数字数据库，让我们至少拥有一个明晰而全面的图书推荐系统。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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