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能够阻止数据的流动，那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公司如何操纵这些数据。我们应该敦促企业和政府走向公开化、透明化就像它们对我们的要求一样，并设立新的问责机制来完善其审查工作。我们要迫使法律对公平和不公平的信息利用行为进行区分。我们要促进监督均衡化，使弱势人群不再成为主要目标，并力求决策过程做到公平、不带有歧视色彩。我们要打破那些荒谬的判断结论，防止一两个错误演变成不断重现的魔咒。另外我们要有所准备，因为一旦黑箱被我们打开，必然还会出现新的不透明模式。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从我这里获得思想的人，增长了教益而无损于我；就像借用我的蜡烛点亮自己蜡烛的人，照亮了自己而无损于我。”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一条启人心智的语录。但是美国国防、警察和公司机构对于信息优势的渴望却反映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思维定式。黑箱社会的理念是，有用的信息都具有排他性，即秘密信息。恐怖分子被隔离到了暗处，因为他们是危险分子。病人被隔离到了暗处，因为他们会产生昂贵的花费。对于无影无踪的运算程序而言，我们可能就是恐怖分子或病人。因此，我们也被隔离到了暗处。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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