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索·威·西尼尔，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第333页)
在浅显而且不是十分有效的《1833年工厂法案》中已经显示，国家机器至少在原则上准备好了为法定劳动工时立法，曼彻斯特的产业家们对于限定工作日时长到“文明的”十小时而来的政治动荡感到不安。在一本详细论述的小册子中，西尼尔认为，工人在前八个小时必须做的是，生产与被消耗的所有生产手段相当的价值(在马克思的表述中，是不变资本)。所以，西尼尔没有这样的概念，即工人可能转移了已经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并且他持有一种可笑的观点，即工人必须积极地再生产那些价值。后三个小时被用来再生产被雇佣的劳动力的价值(可变资本)，而资本家的利润(剩余价值)只是在最后的一个小时才被生产出来。所以，十二小时工作日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绝对的基本条件。如果工作日的长度从十二个小时被缩短到十一个小时，那么，所有的利润都将消失，产业也会停止运行。马克思对此的回应是严厉的：“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作‘分析’！”(第334页)他提出。“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是一种庸俗的经济理论，它只是为增进制造商的利益而设计的。
然而，西尼尔采取了一种可笑的方式，确认了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对资本家来说，工人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迫切地需要第十二个小时的原因。对工人时间要求的斗争取决于利润的来源，这正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假定的。这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将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的关联性。那么，关于临时劳动的社会必要是怎样的呢？资本家不仅必须要控制劳动过程、产品和劳动者的时间，而且还必须努力去控制临时性本身的社会属性。西尼尔认识到了这一基本的事实，而且，马克思也使用他的批判工具和他与工人阶级一致的立场，将西尼尔论点的糟粕变成一个启发性的瞬间。这样，对西尼尔最后一小时的批判，发挥了双重的重要性。一方面，它保证了马克思能够描写这样一位经济学家陷入的深度，他们试图在其中为资本家阶级创建一个辩护性的理论，而另一方面，它巧妙地将马克思置于这样一个地位，即他研究了由西尼尔的迷局所揭示的基本真相：对时间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斗争的中心向量。所以，对西尼尔最后一小时观点的审视，为转到下一章做了一个圆满的转变，所有这些内容都有关于资本家的工时问题。
四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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