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争取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和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赋权，会超越工会的意识并演变到更具革命性的需求中去。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工作日长度应该被限制在十小时或八小时，但是当工作日长度被减少到四小时，将会发生什么？在那一点上，资本家做了一个小的跳跃。正如在法国发生的那样，甚至认为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和六周的强制休假时间都是过度的，并在部分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同盟中，引发了一个要求在劳动法中应有更大程度“灵活性”的强大运动。这里的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改革已经走得太远了，并且实际上挑战了资本主义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阶级斗争存在一个均衡点，那么，它既不是固定的，也是不为人们所知的。但是它确实取决于阶级力量的性质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与新要求相关的灵活程度。实行超短的工作日保证了资本家通过对更短的工时补偿的方式，来推动劳动的强化并提高生产效率。实际上，工人不可能在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一直保持高强度。一个有趣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矿工罢工反对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政府。面对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希思政府强制执行一种三天工作周的制度，但是随后的证据显示，生产活动并没有以相应的比例减少。他同时要求在晚上十点后不再播放电视节目，这使他在下一届的选举中被淘汰出局(我记得还出现了这一有趣的现象，即在九个月后，人口出生率出现了一个小高峰)。
我不能压抑自己停止思考这一章中的几个与当代情况相关的评论。直接地说，阶级斗争的动力(包括阶级联合的形成)一直持续存在，甚至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在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份和生命期中存在，而且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的调整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马克思停顿下来并详细叙述的更加可怕和骇人听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目前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他所描述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对于许多职业，例如采矿、钢铁和建筑业的生命的期望值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倾向对政府放松管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并通过全球化寻求处境更加脆弱的劳动力，所以在马克思时代被工厂视察员生动描述的那种工作和生活条件又复燃了。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会在我的《资本论》课程中让学生们做如下练习。我会要求他们想象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们正在上《资本论》的课程，并评论说，这本书与过去的历史相关，它所描述的情况现如今早已被取代了。我向学生们提供了大量官方报告的摘要(例如世界银行的文件)和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等)的剪报，内容描述了在中美洲生产GAP服装的工厂、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NIKE工厂，或是在东南亚生产Levi Strauss产品的工厂的工作条件，并描述了伟大的儿童慈善家凯思琳·李·吉福德(Kathy Lee Gifford)，发现她为沃尔玛做广告的服装，或是由洪都拉斯几乎不付给做工的年少儿童工资的工厂制造，或是由坐落在纽约地区已经有数周没有得到工资的血汗工厂里的人们生产的时候，她是多么的震惊。学生们由此写出了精彩的论文，虽然在我建议他们是否愿意将这些论文寄回家时有些犹豫。
五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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