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越大的程度上将前者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
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第482页)
这样做的结果是“工人的贫困化”和“个人生产力”的严重损失。政治和智力的主观性不再能超然于事外。而且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他并不必然持赞许的态度，但是提出了一个正在日益形成的事实：
亚当·斯密说：“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已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已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品德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第483页)
在这里，马克思似乎部分地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斯密所作的描述，而且，我也认为提出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是重要的：我们通常的就业状况正在多大程度上侵蚀我们心中的勇气？我想，这一问题广泛存在，根本不限于工人范围。记者、媒体人士、大学教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有丰富的个人经验)。无时无刻不困扰我们的、广泛蔓延的反抗军国主义、社会不公正、阶级压制的不满情绪同来自我们普通职业的精神和政治主观性的关系(而且是在一种更隐藏的方式中)，与这种情绪同复杂的资产阶级压制性的组织的关系相同。马克思认识到，“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而且这造成了他所称的“工业病理学”的后果。(第484页)在此我们又再次触碰到了危险的基础。当然，我们由此把整个工人阶级归于病态是不正确的。然而说所有这些对人们的反应能力、思考能力没有任何影响，那也是信口开河。对于你们中的那些曾经被组织从事两项工作(每周八十小时)的人，将非常清楚全部问题所在。处于那种状态的工人只有很少的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更不用说去阅读)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思考的大部分事情。他们忙于生计，为孩子挣得足够的食物并操持其他家务杂事，所以没有时间从事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斯密将这种观点推向了极端，并得出了一个不幸的结论，所以，对工作和义务的考虑只是一小撮社会精英所要做的思考和组织工作，但是在马克思的描述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政治危机中被忽视的问题。
六相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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