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脚注中，马克思首先关注了“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这
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第493页)
维科的观点是，自然史是上帝主导的领域，由于上帝是以神秘的方式行事的，所以它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但是，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我们的历史，因为是我们创造了它。马克思较早地将历史的方法开创性地运用到技术的变化上，而且注意到了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第七章在追随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将人类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后，他继续观察到，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然后，在一个脚注中，他写道，“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第286页)在第十四章，他提出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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