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第531—532页）
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部分明确地研究了强化的问题。前面经常提到的强化问题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例如，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这里的强度面对的是将来的问题。资本家可以利用机器技术来改变和调整劳动过程的强度和节奏。减少工作日中被称为“空闲”的部分(不工作的时间)是资本家的一个关键目标。在一个工作日中，一名工人能有多少秒休息时间？如果他们能够管理他们自己使用的工具，那么，他们就能够放下这些工具，并且再次拿起它们。劳动者可以以他们自己的节奏来工作。而使用机器技术时，假如说是组装线的话，劳动过程中的速度和持续性由机器系统内部决定，而且工人必须服从这一运动(正如在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表演那样)。这时，社会关系中就出现了一个反转，现在工人们被称为机器的附属品。在1850年后发生的重大进步之一是，一旦产业资产阶级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将不得不应付《工厂法》和对工作日长度的监管，资本家们就会发现，缩短工作日和日益提高劳动强度的做法是可以相容的。将劳动者作为劳动过程的附属品而重新定位，在后面的内容中极度重要。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