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第二个积累模型主要取决于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而形成的流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管理这些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的系统方法(例如，如何保证失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并保证它们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以便能重返劳动大军)，显然是一个关乎重大利益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个策略性的问题，即，存在流动形式或潜在形式过剩人口的后备军(调动停滞形式的过剩人口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甚至更难与他们一起工作)是否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更加有利。资本对流动形式后备过剩人口的肆意操纵面临许多困难。仅获得了些许工作保障的强大的劳动组织可以核查失业情况。新兴技术和新型生产体系，在其得到广泛传播前，可能会受到来自工人们自身的挑战。而且当这种情况实际发生时，在一定情况下，由失业现象带来的政治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为避免社会骚乱，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部分阶级中，出现了对造成失业行为的普遍抵制。他们的偏好是能够找到潜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即可。资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做到这一点。或者可以将资本投到国外，或者可以输入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是很低的，而且几乎根本不存在所谓流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面对强大的工会的力量，大量的社会立法和一个强大的、不断巩固的社会民主政治手段，以及从葡萄牙、南斯拉夫和中欧地区的劳动力的输入，成为当时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因素。法国汽车产业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出现了国家支持的内向移民政策，同时，在那些年中，土耳其的劳动力剩余也刺激了德国产业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移民法的修改，对于帮助调动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力量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墨西哥的劳动力剩余，对美国的企业的正常运行是非常重要的，这带来了目前包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移民热潮，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由于缺少劳动力剩余，已经导致了在美国西部收获季节粮食收成的损失)。
十 资本主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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