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不能认识到国家负债和公共信用体系作为货币力量能够开始去控制国家权力手段的重要性，我们就不能理解国家作为一个殖民体系的组织力量和推动者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16世纪以来的，在货币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的联合，是以一种“现代税收制度”和国际信用体系的增长为标志的。“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第921页)将这一体系普遍化，并开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殖民体系保证“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而且“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920页)同时，“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第918919页）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第922页)
这种“掠夺”的出现，是由于需要在远离现有的城镇区域找到并调动足够的劳动力。马克思引用了约翰·菲尔登的话，“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第923页)并将他们运送到兰开夏郡郊区的北部。马克思继续他自己的论述，“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采用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化为一种商业性的剥削制度”，由此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发展，这种情况在英国变得日益普遍。（第925页）“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第924页)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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