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私有化浪潮。在许多国家出现供水、教育和保健领域的私有化时，这些曾经作为公共物品被提供的服务已经明显地被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了(例如，形成了所有类型的新型的市场)。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几乎一成不变地都是以一个保证资本家在极短过程中获得巨额利润的价格出售的)，就是也已经被迫放弃了对企业增长和投资决策的公共控制。实际上，这是对公共物品圈占的一种特别形式，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由国家精心安排的(正如较早一轮的原始积累那样)。其结果就是将资产和权利从大众手中夺走。而且，在夺走的同时，在天平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着这些财富的大量集中。
在《新帝国主义》①和《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都提到，阶级的力量目前正在通过这些过程得到日益巩固。由于把它们称为原始或初始积累似乎有些奇怪，所以我倾向于将这些过程称为通过剥夺手段而进行的积累。我认为，这种过程的部分情况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是通过采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策略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抢劫，如果只是凭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发生的剥夺，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强大社会民主国家工具的地区，积累的水平就不会那么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化，已经将所有那些情况都改变了。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已经越来越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被内化了，虽然这一现象已在全球体系中被广泛传播并被日益深化了。我们不应该将原始积累(人们可能理所当然被地认为是中国的那种情况)，或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就像它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由私有化波浪的推动所发生的那样)只是当作是资本主义史前阶段存在的现象。这种情况仍在继续，而且在近期阶段，它已经以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努力巩固其自身阶级力量的方式得以复兴，并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而且这种积累手段几乎无所不包，从剥夺人们获得土地和得到生计的权利，到取消过去通过工人阶级运动尖锐的阶级斗争很难赢得的权利(例如，获得退休金、教育和保健福利的权利)。亚马逊流域的橡胶工人领袖，ChicoMenders，由于维护一种反抗寻求将土地资本化的、牲畜大农场主、大豆生产者和伐木工的生活方式而被杀害。兰迪格兰地区的农民由于抵抗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土地接管的事件而被杀害。在巴西，失去土地工人的运动(NST)和萨帕塔主义者，都曾经为了维护他们对资源丰富的、而且不仅是资本所凯觎的同时也是资本所缺乏的环境的自治权利和自我决定的权利进行过斗争。但是，我们随后还要考虑，在美国，新近诞生的私募股权基金是如何将公共企业私有化的，它在将重组的企业重新抛回市场、并以获巨额利润为目的将它们出手之前，使它们在资产运作上造成失误，并尽他们所能多地解雇雇员(这就是为什么私募股权基金的首席执行官能够赚取奇高奖金数额的原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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