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反对生物剽窃和对遗传学材料和密码设立专利的尝试的斗争，反对利用国家的主导力量为资本主义发展清路的斗争，反对在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出现的富人化和无家可归的现象，反对在美国为了强迫农民家庭离开土地来为农业联合企业让路的、信用体系所采取的毁灭性的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许多做法仍然正在发生，但它们至少在表面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在工作场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对活劳动剥削的方法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积累过程之间还存在共性和互补性，在我看来，正如卢森堡所正确提出的，是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毕竟是通过剥夺的手段而进行积累的一个特别形式，因为它与异化相同，是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生产价值能力的占有和剥夺。更进一步说，为了使这种积累形式能够持续增长，需要找到将潜在的过剩人口调动起来成为劳动者并开发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作为资本家发展的生产资料的方法。正如已发生在印度和中国的情况那样，例如，通过将农业生产者从土地上驱赶出去来建设“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发展可持续性的一个必要的先期行为，这就像对所谓的城市居民贫民窟的清理对开发商的资本扩张及其在城市的经营行为是必需的一样。这种通过国家的主导力量或一些相应的合法措施侵占土地的做法，在近期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首尔的开发商和建筑利益集团曾经不顾一切地获得城市土地，并且开始了对所有人口的剥夺行为，这些人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移民到了城市，并且在他们没有使用权的土地上修建了他们自己的住房。建筑公司雇用了一大批壮汉闯入这些居住区，毁掉了这些房子，他们用大锤将房屋和屋内所有财物都毁坏殆尽。在20世纪90年代，你会徜徉于彻底被毁掉的首尔居住区，并会被间或出现的大众强烈的反抗活动所触动。
所以，马克思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扩大再生产是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得以实现的机制，如果不能首先实现剥夺的必要条件，它就不能继续，也就是在其自身的权限内仍然将资产直接分配到资产阶级手中。和卢森堡一样，我也认为，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是不能被忽视的，那些剥夺人们享受退休金权利的做法，剥夺人们拥有公共财产权利的做法，剥夺人们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的做法(社会保障是一种对全体美国人来讲公共的财产资源)，教育变得越来越商品化，更不用说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和掠夺环境的做法，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都是重要的。更进一步讲，公共财产资源的转变，比如，将教育转变成一种商品，将大学变成新自由主义的社团机构(带来了大量的关于教授什么和怎样教授的问题)，都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后果，与此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动态变化的标志和信号，它在扩大赚取利润和攫取利润地盘的斗争中，已经留下了将被颠覆的标记。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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