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过程也具有其潜在的复杂性。首先，前提条件是，对于明天剩余价值生产扩大的所有其他障碍(例如，与自然的关系)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存在足够的空间用于更多的生产的发生。这就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它不是从世界其他地方抢夺价值和剥离资产，而是将世界其他地方用作开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新的形式的场所。资本输出变得比商品输出更重要。在此，在19世纪的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们的财富被对它们市场的资本主义控制所掠夺，而且，在美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大洋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断生产新财富的现象曾经快速推进，而且通过这种做法，提供了在较古老的资本主义中心吸收和实现被产生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场所（例如，在19世纪，英国曾经向美国和阿根廷输出资本和出口机器)。当然，在近期，中国已经在生产的发展中吸收了大量的国外资本，而且通过这种做法，已经形成了不仅对原材料，而且对机器和其他材料投入的巨大的有效需求。
然而，在这一解决方法中内在地存在两个问题，它们都能够在寻求绕开它们的极端活动中，再次构成对资本积累持续性的障碍。第一个问题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流通过程按照定义变成是可以推断的：它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明天的扩张将不会遭遇任何障碍(包括进一步的实现)，所以今天的剩余可以被有效地实现。可以推断的因素，不是特殊的或过分的因素，而是基础性的因素，正如凯恩斯对其中之一的充分理解，这意味着，预见和期望对于资本循环的持续性而言是基础性的。在第三卷中马克思不言而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正如他所说的，资本的扩张是典型的“新教徒”的做法，因为这是以信念和信用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黄金、真实的货币为基础的“天主教义”的做法。任何对可推断的期待的减弱都将会自我终结，随之就会酝酿一场危机。从这一点来看，重读凯恩斯的《通论》，就能注意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与心理期待和预期比较起来只是讨论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分配是有意义的。信仰在这一体系中是基础性的，而且正如在2008年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失去信心，将会是致命的。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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