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危机形成机制和化解方法的最终分析。首先，不均衡地缘发展的动态变化，与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展现所存在的全部问题一起，都是极具压力的，因为资本寻求形成一个适应其在某一时点上的动态变化的地缘环境(实物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而只需在随后的时点上将其摧毁，重新建立另一个地缘环境。世界舞台上城市化不断演变的动态变化就明显地昭示了这一过程。地缘冲突的充斥(包括灾难性的战争)，而且正像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源自国家权力的特质(这需要一种对国家充分的理论解释，虽然在第一卷中曾多次提及一系列的制度和实践，但是，像信用体系一样，其理论解释还不够充分)，但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它不能完全符合持续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要求。生产的全球迁移和去工业化的近代史，已经带来了大量的创造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说，有时是通过地方性的危机发生作用的，但在其他情况下是因为大洲范围的危机而发生作用的(就像在1997—1998年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打击一样)。更近一步，我们也不能忽略触发危机的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包括飓风和地震)。“9.11”事件后，当美国特别是纽约在总体上几乎停止了全部活动时，流通活动的中止是极具威胁力的，以至于在一周内，曾经无所不在的势力督促人们拿出他们的信用卡去购物！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危机史实的精髓，应该是对所有这些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我对凯恩斯基本正确地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解释为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持怀疑态度(尽管可能是由于阶级原因，他没有指出这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被历史性地重复曾经由于工资压缩而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危机)。这种情况由于人们对可持续的积累能力感到担忧从而开始紧紧地持有货币的事实而进一步恶化。而且，有越多的人紧紧地持有货币，经济体系的情况就越糟糕。这就是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人们必须找出将处于隐藏状态的货币引诱出来的方法，答案之一是通过负债的政府支出以重振资本循环(另一个解决方法是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我认为，AndrewGlyn和其他人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重重困难中存在一个强大的利润挤压因素是基本正确的，在那里，劳动的稀缺和强大的劳动组织显然对积累的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过度的垄断同时有助于减缓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这与国家的财政危机一起(与在越南爆发的美国战争相关)酿成了一个长期的滞胀阶段，而且这种滞胀局面只能通过加强对劳动的管制和放松竞争的强制规律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就会从一个障碍节点传递到另一个障碍节点，然后再重新返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影响利润率，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租金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像利息这一范畴在第一卷中没有被解释清楚)。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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