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官僚做的是人事，处理人际关系，因此他要受到系统综合的人文教育。这个人文教育怎么样我们先不去评价，肯定是饱读诗书，遇事能够引经据典，对儒家一整套伦理规范有深刻的领悟。他一旦遇到复杂的事务，缺乏既有的条文直接参照，还是可以按照人之常情来判断。他的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来提醒他，从善弃恶是一个绝对的律令。总的来说，由于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官僚多是文化人，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方式是一种人伦的方式，不是专业化管理。工业化以后你们会发现，整个政府机构不再是一个伦理教化、以德治国的机构，而差不多就是一个纯粹的指令执行机构。执行的指令也是越来越专门，越来越互相不通。你隔着一个科，对门的事和你没有关系。各部门相互推诿责任，所谓“踢皮球”，跟这个管理方式也有关系。政府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官僚阶层越来越技术化，技术统治就出来了，technocracy就出来了。这个词有好多种译法，我们把它译成“技治主义”，或者“专家治国论”、“技术专家治国”，简称“技治主义”。我们中国经历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多长时间，改革开放以来突出一些。我们目前盛行工程师治国的思路，到处都是“工程”，连教育界都充斥着工程的术语。教育部部长是学工科出身的，现在正在实施的“985工程”、“211工程”、“精品工程”，等等，全是工程。感觉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工程。工程师治
专业化的分工也带来官僚阶层的技术化。中国古代的官僚做的是人事，处理人际关系，因此他要受到系统综合的人文教育。
技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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