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还针对文化领域的广告和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设置了明确或隐含的限制，这给资本集中设置了虽然不引人注目但更具实质性的阻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化基本上已完全遵从国家建设和公共服务的规范，而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则另当别论。[48]大量的文化活动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直接或间接支持下进行。在世界很多地方，文化商品在法律上的财产权利完全就不是不存在的。电子传播渠道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并与某一国国内单一目的的传播系统捆绑在一起。总体上看，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还刚刚处于直接控制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起步阶段，它所取得的控制地位既不全面，也不稳定。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NI-HO）的政治运动开始变得十分紧迫。我在第二章谈到过这一点。在教科文组织这样的联合国多边机构的框架之下，在作家、艺术家、记者、学术界以及其他机构的支持下，捍卫民主文化重构的斗争也许已成为对抗当下加速商品化趋势的主要力量。刚刚从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自由的数十个亚洲和非洲国家与“独立的”拉美国家一道，共同搬走文化控制这块难以移动的大石头。这些国家坚持认为，独立发展应该放到优先位置，国内的视听领域应该避免被外国文化商品供应者占据。
随着20世纪70年代渐渐过去，80年代渐渐到来，美国政府及其国际附庸组织开始采取反击措施，来对抗“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决定退出教科文组织——美国原本是该组织最大的捐助者，过了19年才再度加入（2003年）。这个举动表明，全球文化的真正多元化、多边化的讨论已经走到尽头。卡尔·诺登斯特伦（Kaarle Nordenstreng）适时地总结到：“它警告国际社会，占优势地位的西方力量是不会屈服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多数票的。”[49]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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