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本人一直承认，“文化”就是符号化的经验表达。但是，在这种文化和有时被他称为“技术经济秩序”（tech-no-economic order）的东西之间，他又设定了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丹尼尔·贝尔试图把文化、政治和经济描绘成互不相干的领域，它们存在于各自独立的平面上，而且按照彼此独立甚至有时相反的原则来运转。16]
在这种观点看来，“信息”在运行时不经意地把自身与经验意识拉开了距离。这段距离十分重要，而且不明显。信息客观性的科学光环，导致它本身被扭曲成某种具体事物；“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这两个词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这也是很显然的。“信息”因此引导分析家们避开了关于“文化”的大量争辩—这些争辩采用了“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之类的关键词—例如谁的经验是标准的，谁的经验应该得到推广等等。通过这些方式，“信息”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它需要一个语境具体的名词—“信息社会”—来扩大它在这方面所指涉的范围。相比较而言，“文化”却独立地衍生出了一种整体的、尽管也许不那么容易共享的生活方式。于是，“信息”的理论家们在转而讨论他们所提出的新领域是指哪些领域时，就带来了分析上的距离，使得信息远离了活生生的、经常处于社会冲突当中的人类经验。
尽管文化和信息有着未被察觉的相似之处，但这两个概念仍然是不同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信息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幻境，它也就推动和回报了那种探寻进入社会过程的新概念入口的努力：现代产业内部的工作重组、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于批判的分析家们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是“信息”能够让有关这样的分析和争论走向新生：社会演变的主要原则和过程是什么？在更加宏观的历史中，不断变化的聚集过程在何处进行？[17]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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