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超国界市场体系的结构逻辑接轨，需要中国决策者接受这样一种民族经济的观念，它要求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需要让位于跨国范围内的资本积累需要。这会削弱任何在老的、局限于民族场合下的自力更生的前景，并使得民族主义的观念不再起作用，而不管民族主义的口号如何动听。[75]
由于发展通信和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跨国资本全面积累工程的主体部分，因此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个战略目标，它也可能获得中国领导人的认可。前所未有的高科技电信网络的扩建，需要比集中投资三峡大坝—这是一个典型——更大的资本投资。1997年，江泽民宣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76]五年后也就是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把这个发展蓝图写进了宪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77]
然而，横在为跨国资本—无论是来源于中国还是国外的—打造高科技信息基础道路上的阻力依然巨大。以生物学家在国际公认的“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的原创性研究论文的数量来估算，2003年只有500位中国生物学家是“多产”的，相比之下，美国的多产生物学家共有40000人，其中包括3000位中国籍生物学家。[78]2001年，中国的研发预算是125亿美元，而美国同期的研发预算则达2810亿美元。[79]并且，中国在与世界进行技术贸易时，一直处于赤字状态。[80]
但变化也十分明显。1981\~2003年，中国在国际科技刊物上的论文发表数增加了20倍，占全球科技论文发表数的5%强。在少数几个领域，比如材料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其论文发表数占全球论文总数的比率越来越大。[81]在21世纪的前几年，美国大学每年毕业6万名工程学学生，中国大学的毕业人数却达到20万。[82]与印度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想方设法吸引外国的跨国公司把办公信息服务搬到中国，甚至包括基础研究、工程设计和金融分析等。飞利浦（Philips)①把它在电视、手机和声频电子技术方面的大部分研发业务转移到了上海，在那里，通用电气公司也在进行着重要的研发业务。在过去的三年里，微软在中国花费了7500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外包业务[83]。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其他高科技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100多个研发中心，它们主要集中于上海和北京，为的是吸引大批科技和研究人才，从而有效打入中国国内市场。[84]设在中国的医药和生物科技公司，比如罗氏公司（Roche)②、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也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快速发展基地，里面云集着“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们所得的报酬只是自己西方对手的一小部分”。[85]据官方消息我们得知，到2001年，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近400个研发中心。[86]从外国资本的角度看，引发这些举动的，是国内需求的刺激和廉价科技劳动力的轻易到手，而跨国生产链则把这二者联结到了一起。[87]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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