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后来承认，他过去低估了新闻机构在17世纪这个革命时代所起的作用。1965年，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分期法，但仍然犹豫不决，这也许是掂量现存历史证据分量的结果：“社会的决定性起源可追溯到那里，但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开创之举一样，发展受到整个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拖累，意味着有些属于新起步的事情只能晚些才去做。”[77]后来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诸如报纸或小说之类的东西—它们长期被看做自主的资产阶级表达其工具理性和阶级主体性的一贯方式—是否早该从向度更多、对抗性更强的起源中自行产生出来呢？[78]
文化和信息的商品化不是在尖锐的社会冲突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冲突的内部形成的：正是尖锐的社会冲突才促使社会转向资本主义。它并不像以18世纪为界的历史分期法所暗示的那样，是作为某种已经获得巩固的生产方式的附属物而诞生的，而是诞生于混乱的、往往模糊不清且相互交错的社会阶级关系之中，伴随英国农业内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早期的兴旺而诞生出来。阶级的起源和隶属关系，以及文化和信息实践的商品化后果要比通常所描述的更加复杂，更加矛盾重重。[79]
现有关于商品化的文化、信息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出现之间的联系的说法，早已受到人们的质疑。如果我们接受通行的观点，就必须尽力解释文化产业为什么会滞后于资本主义几百年时间才出现；反之，如果拒绝这样的观点，就必须举出别的证据，以便把文化生产商品化的过程与包涵它且推动它发展的那个长期的转变过程以及社会关系关联起来。我们必须按照同一时代英国社会内部最为重要的、农业资本家和失地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来定位商品化过程。我们应该让这一首要社会关系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以多重方式得到表达、反映和引证。但是，阐明这些联系的工作大部分还有待去完成。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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