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所写的那样，国家安全局大量国内监控计划的披露，预示着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正在快速走向制度化。“高级政府官员，”《纽约时报》说，“曾设法与国内大型电信公司的高层协商，试图掌握美国电信网络和国际网络之间的连接枢纽或接入口。”[91]然而，授权监测国内甚至国际电话和互联网信息流，似平并不是2001年恐怖袭击的副产品。在国家电信安全委员会(NSTAC）的荫蔽下，政府情报官员和大型企业的电信与互联网执行官之间的年会已经举行了许多年。因此，同样的，1994年的《执法通信协助法令》（CALEA）的影响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中断之后逐步显露出来。该法令强行要求政府要有能力对每一种新电话技术加以监控，并催生《纽约时报》所说的“一个兴旺发达的、合法的窃听技术产业，让偷听更加容易”。各种推进系统的窃听技术和实践的商业会议正在稳步增加，而一个所谓“全球合法窃听产业论坛”的贸易协会也已经建立。该论坛的主席安东尼·鲁科斯基指出：“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地方的卖主没有锤炼出把窃听技术安装在设备上面的能力。”[92]
在加速商品化进程的相对较早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截然有别于后工业理论学家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带有那时还受到控制的、相对较为和睦的福利国家的痕迹。这种区别被一位评论家在1981年敏锐地捕捉到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经济的萧条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讨论的内容。人们对提升社会服务和教育的期望，以及对脑力劳动者这个‘新阶级’的自主性和社会贡献率的高度、本能的希望，都被毫不犹豫地丢到了一边，甚至差点被完全抛弃。”
“包装成‘生产力’报酬的工资的削减、冻结和增长，失业，使用温和’语言、在降低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却资助一场几乎失控的军备扩张的政治学的兴起，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加剧，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特征，而且如今看来，这些特征还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93]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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