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时代”—古典、浪漫、现代（尚无更好的名字)，我们不应该将它们解释为一个进化的过程，或带有意谓的划分性结构。它们是配置，包含着不同的机器或与机器之间的不同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所有那些我们赋予某个时代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于之前的时代之中。比如说，力：始终存在着一个与力相关的问题，或是混沌之力，或是大地之力。同样，在所有的时代，绘画的目的始终是使……变得可见，而不是复制那些可见者；音乐的目的一直是使……发声，而不是复制那些发声者。模糊的聚合体总是不断构成自身，并创造出它们的加固过程。一种对分子的解放已经存在于古典时代的内容的物质（通过去层化而运作）以及浪漫时代的表达的物质（通过解码而运作）之中。我们至多只能说，当力作为大地之力或混沌之力出现之时，它们并未被直接把握为力，而是间接反映于物质和形式的关系之中。因此，问题更在于从属于某个配置的感知的阈限，可分辨性的阈限。仅当物质被充分解域之时，它自身才呈现为分子，并使能被归属于宇宙的纯粹的力得以呈现。它“始终”都存在，但却处于别样的感知条件之下。必需新的条件来使那些被埋藏或遮蔽的、被推论或推断的事物得以上升到表层。那些在一个配置之中被构成的事物，那些始终仅仅是被构成的事物，现在变成了一个新配置的组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事实上都是感知的历史，而我们用以缔造历史的东西毋宁说是一种生成的物质，而不是一个故事的素材。生成就像是机器，它在每个配置之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从一个配置过渡到另一个，令一个配置向另一个开放，但不依赖于任何固化的秩序或确定的序列。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迭奏曲了。我们可以提出另一种分类：环境的迭奏曲，至少具有两个部分，彼此呼应（钢琴和小提琴）；故乡和界域的迭奏曲，在其中，部分与一个整体、与一首宏大的大地的迭奏曲关联在一起，由此展现出那些自身就极为多变的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在每种情形之中都标识出大地与界域之间的分裂（摇篮曲、饮酒歌、狩猎、劳作、战斗之歌，等等）；大众的或民间的迭奏曲，它们自身与一首民族的大合唱关联在一起，由此展现出族群的个体化的种种多变的关系，这些个体化同时发动了情动与民族[波兰人、奥弗涅人、德国人、马扎尔人(Magyare)、或罗马尼亚人，但同样还有悲怆、惊惶、复仇，等等」；分子化的迭奏曲(大海、风)，它们与宇宙之力相关，与宇宙的迭奏曲相关。这是因为，宇宙自身就是一首迭奏曲，耳朵亦然（所有那些可以被把握为一个迷宫的事物事实上都是一首迭奏曲)。然而准确说来，为何迭奏曲自身尤其呈现为有声的呢？耳朵为何拥有此种特权，—既然动物和鸟类已经向我们呈现出如此众多的视觉的、颜色的、姿态的、姿势的迭奏曲？画家所拥有的迭奏曲是否比音乐家更少？塞尚和克利作品之中的迭奏曲是否比莫扎特、舒曼或德彪西的作品之中更少？考察普鲁斯特的例子：维米尔的那一小片黄色的墙壁，或一位画家笔下的花[埃尔斯蒂尔（Elstir）的玫瑰]，它们所形成的“迭奏曲”难道就比凡德伊的小乐句更少？这里，问题当然不在于根据某种形式的等级与绝对的标准而将至上的地位授予某种艺术。我们的目的是更为谦逊的：比较声音组分与视觉组分的解域的幂（puissance）与系数。看起来，声音在解域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精妙，它变得专门化和自主化。而颜色则具有更高的依附性，但它并不必然依附于客体，而是同样也依附于界域性。当它进行解域之时，就倾向于解体，倾向于任由其他组分来引导它自身。我们在联觉（synesthésie）的现象之中已经明显看到这一点，因为它不可被还原为一种颜色一声音的简单对应，相反，声音在其中掌握了一种引导性的地位并诱发某些颜色被叠加于我们所看到的颜色之上，进而将一种真正的声音的节奏和运动传递给后者。①声音的此种力量不能被归于意谓或“沟通”的价值(因为所有这些价值都要反过来以此种力量为前提），也不能被归于物理的属性(它们毋宁说是将特权授予了光)。在声音之中运作的，是一条种系发生之线、一个机器系，它们将声音形成为一个解域之点。然而，这一切的发生并非不带有显著的含混性：声音侵袭着我们，驱动着我们，卷携着我们，穿透着我们。它脱离了大地，但却既使我们落入到一个黑洞之中、也同时使我们向一个宇宙开放。它给予我们对于死亡的渴欲。它拥有着最强的解域之力，因而它也同时实施着最具规模的、最为迟钝的、最为冗余的再结域。狂喜与催眠。人们不能以颜色来推动一个民族。离开号角，旗帜就一无所用；激光根据声音而被调变。迭奏曲尤其是有声的，但它既可以将其力量展现于一首令人生厌的小曲之中，也可以展现于最为纯粹的动机或凡德伊的小乐句之中。这二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贝多芬的音乐何以变成了一首“预告曲（indicatif)”。音乐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说，音乐被接入一个远比绘画之种系（phylum）强大得多的机器系之中：一条选择性压力之线。这就是为何音乐家与画家有着不同的与民族、机器、政权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政权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欲求，想要在这个声音系之中控制黑洞和解域线的分布，以便驱除或攫取音乐机器的效应。画家—至少是人们通常所描绘出的画家的形象—可能会具有更为开放的社会性，更具政治性，更少从内部或外部被控制。这是因为，他每次都不得不创造出或重新创造出一个种系，并且必须基于他所产生出的光线与颜色的实体；而音乐家则相反，他掌控着一种萌发的连续性(即便它仅仅是潜在的或间接的)，正是基于此，他才能产生出自己的声音的实体。这两种创造运动并不相同：一种运动是从躯体（soma）到生殖细胞(germen)，而另一种运动则是从生殖细胞到躯体。画家的迭奏曲就像是音乐家的迭奏曲的反面，音乐的另一面。
- 1837年：迭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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